三、高等学校办学动力
高等学校中学生学习动力和教工工作动力,是办学动力的微观基础。但是,高等学校办学动力仅从微观基础上来加以说明是不够的,还要从宏观上来加以说明,即从高等学校整体上加以说明。从组织行为意义上看,高等学校办学动力,主要来自高等学校改革需要和发展需要。
(一)改革需要。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面对一个动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高等学校要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就必须改革,与时俱进地看待和处理一切事务。与时俱进,就是要求在思想上、理论上与时代同进步,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深化改革。高等学校只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用更加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加宽广的世界视野,深刻认识和把握时代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才能使办学体现时代性,坚持先进性。随着我国高等学校自主办学法人地位的确立,其改革需要会日益变得强烈起来,会在积极的改革反馈中得到强化。这种强化必会为我国高等学校改革带来强大动力。
首先,深化办学体制改革的需要,会激发高等学校对办学决策结构、办学信息结构、办学动力结构和办学质量保障结构进行调整。现行的以中央政府宏观决策为主导、以地方各级政府分层决策为响应、以学校自主微观决策为基础的办学决策结构,正经受着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的严峻考验。经济体制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决策调整,是宏观经济决策与微观经济决策的分离,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集中化趋势和微观经济决策的分散化趋势,是宏观经济决策与微观经济决策衔接方式由行政转向市场。这使得微观经济决策与微观办学决策二者之间是否相适应,必须由市场说了算。学校自主微观决策市场基础的强化和行政基础的弱化,也就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产生了对中央政府办学宏观决策的主导性、各级政府办学分层决策的响应性以及学校自主办学微观决策对办学宏观决策和办学分层决策的依赖性的全面冲击,现行办学决策结构的调整也就是不可避免了。这种调整首先是从中央向下放权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开始的,随后又向转变政府职能延伸。与之相适应的是办学信息结构、办学动力结构和办学质量保障结构全面而深刻的调整,它们最明显的区别是:学校主动面向社会收集教育需求信息,办学动力明显来自教育资源的自我开发,办学质量评价日益依托社会。
其次,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会激发高等学校在向下放权受制于统筹、权责清晰受制于合作、政府职能转变受制于学校自律机制健全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上实现突破。中央充分认识到向下放权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放权行动。然而,教育的外部性、公益性和战略性,使得资源在教育中配置的市场失灵比资源在经济中配置的市场失灵来得更隐蔽更广泛。一个企业减排对所在地自然环境的优化在当地所产生的积极反响,可能远远大于新建一所大学对所在地人文环境的优化在当地所产生的积极反响。人性堕落所引发的盗窃动机,远比生活资料缺乏所引发的盗窃动机,来得持久。方便出行而进行修桥集资,可能远比方便入学而进行建校集资,来得容易。中央下放的教育管理权越多,市场在教育中配置资源的范围就越大,资源在教育中配置的市场失灵的机遇就会越多,资源在教育中配置的统筹要求就越强烈,反过来又对向下放权产生制约作用。中央致力于权责清晰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高等教育法》给高等学校办学的自主权以详细规定就是很好的证明。然而,教育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一所学校招生人数的增减不会对其他学校构成多大的影响;教育的社会化程度也如此之高,以至于没有哪一所学校的自主行为能影响教育整体运行。现代教育毕竟是集团活动,合作是现代教育管理的规律之一。教育权责的清晰并不一定导致有效教育合作,它也许使你惟恐侵犯了别人的权利而在教育合作的中间地带徘徊。教育合作对教育权责清晰显然具有制约作用。中央对转变政府职能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转变政府职能”一词在近期中央文件中出现的频率之高,足以说明这一点。政府职能转变是我国管理体制的一场深刻革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而构建起来的企事业单位法人制度和自律机制为这场革命奠定了微观制度基础。这场革命的序幕一旦拉开,其胜利的天平就向企事业单位自律机制健全方面倾斜。令人担心的是,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现有的自律机制,仍然显得如此的软弱无力,以至于对违法违纪和腐败行为缺乏足够的威慑力。学校办学自律机制的低水平运行,将对转变政府职能的微观制度基础构成威胁。如若学校办学自律能力不能随着政府职能转变而增强,少数人利用办学来谋取个人私利的现象就会蔓延开来,政府就不得不被迫加强对学校的直接干预,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进程就会受到干扰。学校自律机制的健全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性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再次,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需要,会激发高等学校致力于解决取消考试招生代价评估和学校自主选拔性招生规范等重大难题。考试最初只是作为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手段之一,后来才作为选拔性招生的手段。资源特别是高级专门人才的稀缺性,使得个人接受教育具有投资价值。随着政府和社会对教育资助力度的加大,个人接受教育的投资价值大幅上升,升学竞争渐渐演变成为学生之间获得政府和社会教育资源的竞争,选拔性招生考试在向学生相对公平地分配政府和社会教育资源中的功能,也就日益显露出来。在我国,中考和高考一度被人们视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因为这桥的对面存放着可供学生获取的政府和社会提供的教育资源。尽管中考和高考“指挥棒”功能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助长了所谓“应试教育”倾向,但是目前还找不到比考试招生更好的方式来向学生相对公平地分配政府和社会教育资源。取消考试招生的代价,取决于“应试教育”的社会伤害程度与不公平分配政府和社会教育资源的社会伤害程度之间的比较性评估,而这种评估是相当困难的问题。在小范围内进行取消考试招生的实验,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这种比较性评估,也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即使取消各省统一的考试招生,学校自主选拔性招生也面临要不要考试的问题,也面临用什么方式来向学生相对公平地分配政府和社会教育资源的问题。无论学校自主选拔性招生采用何种方式,都面临学校自主选拔性招生的规范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因招生涉及面广而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和风险性。
最后,以拔尖创新人才多样化培养机制构建为重点的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将激发高等学校着力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遵守现有教材规范、课程规范、班级授课制规范和人才选拔规范等大众化培养机制,对拔尖创新人才多样化培养机制的冲击问题。构建多样化培养选拔机制,是符合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一种趋势,这个规律就是:学生浓厚学习兴趣、特有智慧潜力、特殊个性和学习勤奋的有机结合。多样化培养选拔机制是这样一种教育工作方式,它坚持因材备教、因材施教、因材评教的有机结合,不拘一格地选拔、培养、升级、升学和激励。这样的机制,使得少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候选者”享有更多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可能,使得现有教材规范、课程规范、班级授课制规范、人才选拔规范一一被打破。然而,坚持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遵守现有教育工作规范,是大众化培养机制的普遍原则,它必然会冲击多样化培养选拔机制。如何在大众化培养机制中找到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多样化培养机制的突破口,是摆在教育改革面前的重大难题。
(二)发展需要。高等学校发展是指建立在公平和效率基础上的所有高等学校办学活动积极变化的总和。高等学校发展需要,主要包括办学公平和效率需要、开放需要和创新需要。(https://www.xing528.com)
我国高等学校办学之所以会产生公平和效率需要,在于高等学校办学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内容,增进高等学校办学公平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而高等学校办学效率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组成部分,增进高等学校办学效率是稀缺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丧失办学公平和效率,高等学校发展就难以持续。高等学校办学公平和效率需要,必须不断得到强化,才能为高等学校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既存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不公平、高等学校收费不规范等公平问题,又存在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教育资源配置的企业机制缺乏制度安排、学校资源配置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学校非职能性开支巨大等有损教育效率等效率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对办学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制约高等学校发展。
高等学校办学开放需要,是高等学校自主办学对自身发展条件的客观反映。办学开放是高等学校参与校际和国际竞争、实现自我发展必要条件,这一条件在高等学校办学者头脑中的反映,就必然产生出办学开放需要。保持对这一需要的制度性强化,会激发高等学校致力于解决当前面临的中外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教育主权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免疫等基础性问题。
中外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是教育开放的制度性基础。一国颁发的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要有效转化为全球性劳动市场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世界各国对该国高等教育学历学位的承认。持有中国高等教育学历学位的学生,要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国就业,他所持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学位,必须得到就业所在国的承认,才能有效转化为实际的劳动市场信号,从而对就业初始工资产生影响。同样,持有外国高等教育学历学位的学生,要在中国就业,他所持的外国高等教育学历学位,必须得到中国的承认,才能有效转化为实际的劳动市场信号,从而对就业初始工资产生影响。这就是中外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的劳动市场信号传递功能,它推动了中外留学生高等教育发展。留学生高等教育对个人来说,是一种选择。个人要选择留学,需要承担较高的教育成本和心理成本。他留学后回国就业时的初始工资,可能取决于用人单位对他所获得的留学学历学位的态度。个人要选择留学,面临这样的问题:在留学成本与未来可能工资之间进行比较、权衡利弊。如果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留学所获得的学位,不能得到本国和任何第三国的承认,他就不会选择来中国留学。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研究生学历学位还没有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承认,这构成了我国留学生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障碍。
教育主权维护和主流意识形态免疫也是与教育开放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对于理解教育开放的全部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认识到,教育主权维护和主流意识形态免疫的极端重要性。教育主权维护和主流意识形态免疫,与其说是教育开放的前提,倒不如说是教育开放的内容。教育开放作为一种抗毒素实践,教育主权由此得到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由此得到免疫。每一国家的教育不仅要维护主权,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免疫力,而且要传授先进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教育与其他文化教育相区别的一点,是其内容的纯正性和积累性,它对教育主权维护和主流意识形态免疫的威胁也许是最小的。我国扩大教育开放在科学技术教育资源的引进方面,也许可以有所作为。
高等学校办学创新需要,也是高等学校自主办学对自身发展条件的客观反映。办学创新是高等学校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每个办学者都有谋求办学创新的愿望。我国必须保持对这一需要的制度性强化,才能激发高等学校致力于解决当前存在的办学创新的机制缺乏活力和规范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像市场机制一样,办学创新机制给那些以各种方式改善了教育状况、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率的人们以物质性奖励和精神性回报。如果办学创新不为制度所激励,不为人们所尊崇,那么,它就不会兴旺发达。对个人来说,探索未知的办学创新总是充满挑战和风险,即使人们在办学创新中勤奋工作,实事求是地持之以恒地开展研究和实践,最终他们也未必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办学创新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对办学创新者个人而言,倘若成功的回报与失败的代价不匹配,那么,会有几个人愿意为办学创新去冒险呢?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充满活力的办学创新机制,在全国范围也很少有学校在进行持续地以办学教育模式或以办学教育要素组合为内容的教育创新实验,至于办学创新成果就更少见了。这说明广大高等学校工作者办学创新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出来。办学创新机制取决于制度性安排。缺乏活力的办学创新机制必须重新审视它的制度性基础。显然,目前我国必须为构建充满活力的办学创新机制来进行这样一些制度性安排,即在制度上规定办学创新的激励系统、风险承担责任、实验研究立项程序、评价监督体系等等,没有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办学创新制度系统,充满活力的办学创新机制就难以建成。
高等学校办学创新也像其他科学活动一样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在科学受到普遍尊崇的文化中,办学创新也是至高无上的。在科学受到冷落的文化中,办学创新也会受到压制。科学受到冷落的文化既要审视它的制度性基础,又要寻找它的规范结构。目前,我国办学创新的规范结构还不够合理,各种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制度上必须强调的办学创新的学术规范是实事求是和公益性,道德规范是正直和诚实。对办学创新中事实判断,无论其来源如何,都必须服从于实事求是的标准。这一规范坚持办学创新的客观性原则和非特殊性原则。一个开放的民主的高等教育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实事求是的办学创新规范的贯彻执行,但是,这一规范并不总是与开放的、民主的高等教育制度相吻合,其原因在于它具有普遍意义。西方开放的民主的高等教育制度,就存在学历、学位互认的双重标准,这与实事求是的高等学校办学创新规范是相违背的。实事求是的办学创新规范包括办学创新成果的可证实性,这要求办学创新活动必须接受同行专家的严格评价和监督。办学创新的公益性规范,来源于任何重大办学创新都是协作的产物,都是以服务全社会和全人类的教育为根本宗旨的。当然,公益性规范并不排斥激励制度的实行。对办学创新公益性规范的制度性强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避免办学创新的欺诈行为和对知识产权不择手段的争夺。正直和诚实不仅有助于办学创新者实现学术规范的内化,而且有助于办学创新者形成教育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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