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中国元素”与国民之责

六、“中国元素”与国民之责

西南联大学人孙云铸曾指出：“也尝观我国每当政治腐败衰乱之际，恒有二、三大儒讲学振世，维持正义于不敝，以为民族后继复兴之基”。^[49]西南联大教师们就是以这些硕学鸿儒为榜样，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着眼于民族的长远利益，把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当作维系民族文化血脉、振奋民族精神的途径，以此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以弘扬民族文化、学术救国为民族复兴的基础。这是抗战对西南联大文化影响更为深刻的一个主要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教学格外严谨认真，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生活如何困难，均能全力于教学科研。此时对西南联大的教师们来说，授课已不仅仅是一般的知识传授活动，而是通过知识传授活动使授课更具有了延续民族文化血脉的意义。因而他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尽其所能地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在此过程中，他们还有意识地以课程作为维系民族文化血脉的重要方式。联大的课程设置也充分体现了突出民族文化的特质和强化民族意识的意图。

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表现尤为明显，如中国文学系不断增加中国语言与文学的课程，加大中国古典文学课程的比重。历史系6组选修课中，史籍名著选读10门，其中8门为中国史籍名著；断代史组16门课中有9门属中国古代史范畴，且规定必选中国史2门，西洋史1～2门；专门史组有8门中国史课程。哲学心理学系在中国哲学史外还开出了中国先哲修养方法、周易哲学、先秦法家、儒家哲学、老庄哲学、魏晋玄学、汉唐佛学概论、隋唐佛教等课程。地质地理气象系地理组也开设了中国边疆区域地理、西南边疆研究，中国地理区域研究、中国经济地理等课程。课程中加大中国文化的比重，以较大的覆盖面和交叉性把我们民族“共同的知识”、“共同的价值”传播给学生，使其民族意识得到强化，更易于认同我们的民族文化，更易于接受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并外化为其行为规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通过课程在下一代人中得到了延续。

在工学院中也进行了一系列具有中国元素的教学改革。过去清华大学采用的是美国模式教育，用的多是美国课本，教授大多用英语教课。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则多用自己编写的适用于本国的中文教材，如蔡方荫的《普通结构学》，陶葆楷的《给水工程》、《下水工程》、《军事卫生工程》，吴柳生的《工程材料实验》、《航空站设计》，夏圣白、陈永龄合编的《应用天文学》，阎振兴的《土壤力学》，张泽熙的《铁路工程》。举例时尽量结合本国工程实例，学术词汇采用中文、英文对照，讲学尽量采用汉语。吴柳生在《钢结构设计》中首先把英制改为公制，并采用中国自己所定的规范。蔡方荫在《普通结构学》桥梁应力计算中首先采用中华铁路荷载（即现行中荷载的前身）。

机械系在编写了不少中文教材。刘仙洲编写了《气阀机关》，庄前鼎、刘维敏合编了《空气动力学》，刘德慕编写了《制造方法》等。其中在全国范围内和至今在机械工程界留下重大影响的是刘仙洲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做到了把外国名词中国化，而不是用简单的音译外来语，类如“熵”、“焓”等等，都是有极大创造性的。这项工作对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文科的教师注重弘扬民族文化，理工科的教师也十分注意结合教学内容有机地进行民族文化的价值教育。如刘仙洲教授对于中国机械工业的历史很有研究，在讲授《机械原理》时，“他经常向我们介绍中国古代机器、机械的成就，表扬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发扬了爱国主义的精神”。西南联大教师不仅在课堂教学中弘扬中国文化，而且在学生社团邀请他们所做的各种演讲中也极力普及中国的文化。如“老庄哲学之探讨”、“魏晋玄学及其清谈之风”、“陶渊明的时代背景及其诗的内涵与艺术”等。据西南联大学生张源潜日记的记录，仅1942年下半年，就有文学院的教授杨振声讲“书画同源考”、雷海宗讲“西汉皇帝的私生活”、罗常培讲“语言与文化”、唐兰讲“甲骨文”、游国恩讲“楚辞中的女性”、吴晗讲“唐宋时代的战争”、浦江清讲“中国小说之演变”。^[50]西南联大教师不遗余力普及中国文化于此可见—斑。

基于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传扬与创造来振兴民族的文化救国思想，西南联大教授们还积极通过其文化活动来培育国民的民族意识，传承、创造民族文化。主张“民族至上”的陈铨，在西南联大积极开展推进“民族文学”的运动。他认为：“民族文学运动应当培养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又可以帮助加强民族意识，两者互相为用，缺一不可。所以民族文学运动，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才可以永远光荣生存在世界”。^[51]为此，他在西南联大期间改编了外国剧本《祖国》，创作了《黄鹤楼》、《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等剧，并组织西南联大学生排练公演，极力宣扬“民族意识”。

为适应抗战这一最大的社会现实需要，西南联大在八年中先后开了一些新课程。例如，曾开设了一门“理想与现实”的公共课程，不少学人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领域，产生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出的新课程，其学术的“救国”指向就更加鲜明。在教学与讨论中，引导学生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的现实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树立起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历史系开设现代日本、现代中日外交、主权论（政治系课程），外语系开设初中级日语补习班等，使学生能够更多了解日本，通过课程学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不少理工科教师投入到军工研究中，编译军事教材、参考书等。并开设了若干配合军事需要的课程，为直接服务于抗战，仅土木工程系就开设了军事运输、军用桥梁、堡垒工程、要塞建筑、军事卫生工程、军用结构、飞机场设计等18门新课程；机械工程系开设了兵器学、兵器制造等课程；航空工程系本身就是适应抗战需要而生的，其开设的课程如飞机概论、飞机结构学、飞机构造及修理、飞机修造实习、飞机设计、空气动力学、飞机发动机设计等均是直接为战时需要服务的。化学工程系开设有：国防化学、高等国防化学等课程。西南联大的历史学系还与图书馆合作成立“中日战争史料征集会”，发动学生一起收集整理日军侵华的罪证。为此开设了“战史资料收集试习”的课程。

另外，联大开出“战后问题”这一课程，也是引人注目的一例。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中，钱端升却以其特有的敏锐开始关注战后问题，开始对战后的政治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钱氏为政治系的学生开设了“战后问题”一课，这在当时的国内高校是首创。^[52]

云南在抗战的中后期是战争的前沿。对云南的人文、地质、气象等方面进行研究，是抗战中的社会动员、工程建设、交通运输等工作之必需。配合这些需要，中文系、历史系、社会学系和地质地理气象学系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以这些研究成果为支撑，又开设了若干新的课程。如《汉越语研究》、《藏缅系语言调查》、《西南边疆社会》、《中国边疆区域地理》等，都属此类。^[53]

在抗敌救亡的民族大义面前，西南联大人没有犹豫，没有退缩，而是勇于担当。学校作为组织机构，亦竭尽全力尽国民之责，积极配合抗战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维系民族的文化血脉、夯实民族复兴的基础、落实学术救国的工作，西南联大组建并完善了各研究所，积极推进科研的进行。经力争从1940年开始重新启动了留学生派遣工作，以“储才备将来建国之用”。自1939年开始恢复研究院并招收研究生。

1938年春，为配合政府发动的训练机械化部队，联大机械系的二、三、四年级学生大多数均参加交辎学校受训，部分人卒业后便分赴各地工作。1939年2月，又在电机系附设电讯专修科，培育抗战期间所需的电讯人才。该专修科于一年半结业后，多数分配在军事机关服务。西南联大针对抗战期间社会对土木工程、航空工程、电讯人的需求，扩大了这方面的招生规模，增加了实习的课程。同时还利用已有教学资源为军队培训军官和专门人才。如与陆军交辎学校合办汽车方面的技术人员培训班，航空研究所为航空委员会举办了试飞员训练班。在科研方面，清华无线电研究所为满足国防技术的需要，进行了军用无线电技术研究；航空研究所进行了飞机改良机型的研究试飞、日本九六式（飞机）机翼切面特性研究、高空气象等研究，并编著了《炸弹的威力》、《空军战略的检讨》、《防空壕洞》、《战争机械》等著作；为解决战时工业、农业中的急迫问题，1942年，西南联大工学院各系还与国家资源委员会合作进行了大量的专题研究；西南联大图书馆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作征集中日战争史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进行战时通货膨胀之研究，战时粮食政策与粮食管制等研究；政治系研究了国际法与中日事件。

1943年盟军来华，迫切需要翻译人员。在学校的动员下，四年级学生大多数参加译训班受训，学校并给予各种便利和鼓励，如保留学籍、计算学分、准予提前毕业等。当时应征者共400余人。教师中亦有十余人脱产协助训练。连同加入青年远征军及空军的西南联大学生，从军人数前后共达800余人。

“战时的西南联大，生活简单困苦，但学术研究十分活跃，为常人所难以想象。理由很简单，所有的人，都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54]在山河破碎、国之将亡的紧要关头，西南联大师生始终有一种不甘沦亡的抗争精神，有一种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教师教书不忘国难，严谨治学，诲人不倦，以自己的科学精神和人格魅力教育和感染学生；学生读书不忘救国，为救国而读书，刻苦钻研，勤奋学习，虚心求教。正是因为联大学人有着炽热的爱国热情，又对自己服务于祖国的价值有着正确而清晰的定位，他们才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忘我地投入学术工作的动力，孜孜不倦于自己的研究，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感人的学术风姿。同样的原因，联大学人的学术工作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呈现出为救国服务的显著特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现实需要对大学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

西南联大的教育体现了科学救国、教育兴邦的思想，爱国、奉献成为师生的共同追求。联大师生自觉地将教学、科研与国家和民族命运、前途结合起来。前后九年，他们始终以学术救国为己任，“在敌人进占安南，滇境紧张之日，敌机更番来袭，校舍被炸之下，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辍，皆因师生怵于非常时期教学事业即所以建国之基，故对于个人职守不容稍懈也”。^[55]把学术活动视为报国、建国的“个人职守”，这正是西南联大师生以学术救国的爱国精神的写照。这种“舍我其谁”的文化使命感可以说是师生从事教学科研活动的内在驱动力，这对他们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能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教学科研、学习和社会教育活动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这正如陈岱孙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联大之所以能够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我们不得不把这成果归功于同学的求知愿望和教职员的敬业精神。而这二者实植根于以爱国主义为动力的双方共同信念和责任感。其一，为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们终究要‘驱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其次，是联大师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所具有的责任感。‘中兴业，须人杰’，责无旁贷，我们要承担起提供这人才的重任。”此番结论，可谓切中肯綮。

【注释】

[1]王元：《华罗庚》，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年，第95页。

[2]黄志洵：《忆黄子卿教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

[3]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4]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1年11月2日，第199期。

[5]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页。

[6]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2页。

[7]冯友兰：《贞元六书》（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15页。

[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9]伊继东，周本贞主编：《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10]王瑶：《关于第四十五卷周刊》，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

[11]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2页。

[12]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1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09～211页。

[14]金岳霖：《论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页。

[15]《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16]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人物志》（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

[17]夏鼐，苏双碧：《吴晗的学术生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5页。

[18]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9]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48、第1049页。(www.xing528.com)

[20]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7页。

[21]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扉页。

[22]罗庸：《鸭池十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2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4]《闻一多纪念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399页。

[25]《李继侗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79、第180页。

[26]《一代宗师——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3、第214页。

[27]朱邦芬：《黄昆——声子物理第一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28]李政道：《回忆吴大猷先生》，《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22页。

[29]朱邦芬：《黄昆——声子物理第一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30]田曰灵：《回忆西南联大化学系》，《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

[31]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266页。

[32]《抗战期中之清华（四续）》，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3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84页。

[34]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见《朱自清文集》（第一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41页。

[35]郭沂曾：《忆西南联大物理系》，《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

[36]《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页。

[37]《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38]李赋宁：《回忆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39]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人民文学，1986年，第5期。

[40]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0页。

[41]郭沂曾：《忆西南联大物理系》，《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24页。

[42]李玲修：《奠基者的足迹—记著名化学家唐敖庆》，《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56页。

[43]李政道：《回忆吴大猷先生》，《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22页。

[44]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第45页。

[45]《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253页。

[46]伍启元：《西南联大50年》，《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5页。

[47]《吴宓日记》，第6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3页。

[48]杨振宁：《忆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49]《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72页。

[50]《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6～158页。

[51]陈铨：《民族文学运动》，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378页。

[52]徐葆耕：《清华学术精神》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53]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3页。

[54]张奠宙，王善平：《陈省身传》，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55]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