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时期的大学教育的分析介绍

国难时期的大学教育^[1]

陆泳霓

吾国古代政治与教育合一，故上古明堂与太学设在一处。明堂为出政事之地，太学为讲教化之地，二者不分，其意深矣。周人战胜外族，必在太学受俘，汉人国有大政，亦下大学议奏，比古意之犹存者。欧美各国之大学教授，或兼政府顾问，或兼政府各种专门委员，其中央及地方有新问题、新建设，多交大学代为研究，此犹是吾国古代之遗意也。吾国近时政与学隔离太远，盖以政治为官僚之事，而以学术为学校之事，二者界限务求隔离，故官僚不必读书研究，而学校则不许干涉政治。由是政界之人鄙视学术，而学界之人漠视政治，积习所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大学在欧美各国，地位甚高，故有领导思想之权威。清末京师大学监督直接朝君，专折奏事，其地位亦甚重矣。民国以来，大学校长地位降低而教授又如学校之雇员。南开大学张伯芩校长有言，“日人能炸毁南开之物质，不能炸毁南开之精神。”其实吾国各大学除不完备之物质外，多无精神之可言。德国柏林大学有一费虚特教授，而能唤起民族精神之复活，吾国有其人乎。此无他，环境不同故也。

吾国各大学多有二十年以上之历史，其所造就，固不乏一技一能之人才，而能如汉太学之李、杜，宋太学之陈、欧，则未之见。政府对于造就人才从前亦不必重视，因其用人另有他途故也。盖吾国用人，既不采欧美之公开考试，又不采汉魏之乡里选举，而其方法乃是一种“私人请托”制。既由私人请托，则全视亲友之势力如何而定，而大学资格之有无，原不足轻重矣。孔子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古时如此，今人尤甚。得谷与否，既不在自己学业，而在亲友请托，于是在大学者，不过等候文凭，另求他路。而多不肯用力于深切坚苦之学术研究。此其败坏学风、败坏人才之责任，又非大学本身所能负，而当由政府负之者矣。

国难日迫，人心危惧，于是在大学者无不思改革课程，以应时局之需要，然亦未易言也。前者教育部长王世杰先生自南京至汉口发表意见，谓“非战区内之学校，必须纳诸常轨。”所谓常轨，当即指战前之旧课程而言，试思现时战区之内，已无学校存在，而非战区之内，又须遵照旧章。然则大学课程尚有变动之余地乎？试观各地之临时大学，其课程与旧时完全无异。最奇者人人知其不切时务，而竟无人能变动之！宋时金人已渡黄河，而政府尚讨论“太学生做的文章不好”。朱子语类内每举此事，以为讥笑。然以今比古，未必不相似也。

欧战时代，各国大学对于战争之贡献甚大。新器械出现，则研究如何抵制。旧原料缺乏，则研究如何代替。至于如何唤起民众，如何统制经济，如何增进运输效率，如何改善防御工作，无不由大学研究，以贡献于政府，其大学教员学生之从军者，有暇则聚众讲演各种问题，故有“随军大学”之称。欧战时代之特点，即是一方面有军队作战，而另一方面有大学研究。美总统威尔逊称欧战为“科学的战争”，其故在此。欧美各大学本有“扩张工作”，此即对于大学以外民众教育之辅助的教育工作。在战争时期内，此项工作之活动，尤为显著也。

吾国各大学人才不足，设备不完，故对于现代战争之物质的贡献，无可表现。教员学生又非自幼受过二年的正兵训练，故投营从军，亦难有成绩。然则吾人只可在可能范围以内，设法补救，以为对外战争之精神的补助而已。例如减少教室工作，使教员多作公开演讲，使学生多作时事研究，此等尚不难做到也，譬如各处之防御工程，工作劣而费钱多，工科学生即可为之研究。前线之伤兵到站，医生少而药物缺，医科学生即可为之调护。又如食物缺乏，如何补救，物价增涨，如何调剂，药料不足，如何制备，此皆大学应作研究者也。(www.xing528.com)

时事问题讲座，大学内尤须设置，例如战事如何开始，平津如何退出，南口如何失守，雁门如何放弃，上海如何沦陷，南京如何撤退，黄河长江布防何以失利。又如同一购买枪炮，何以日本的枪炮猛利，而吾国的枪炮不猛利。诸如此类之各种问题，非但民众不能了解，即大学生亦甚少认识，固非有讲座为之研究不可。盖失败不足忧，失败而不知其所以然，斯足忧也……

吾国未行国民教育，致汉奸甚多。然则对大众之演讲宣传，亦大学之责任也。某省当局对人言：“该市共有人力车夫八百七十三人，而汉奸居其八百。”其比例之数，实可惊矣。余在九月间过山东，尚见山东省政府取缔抗日会，并改抗日会为抗敌会。盖官吏军人误以此次战争为局部战争者不少也。余曾遇难民团甚多，及问其遭难之原因，而皆不能答。内有老者安然告余曰：“这都是劫数”。此见不明了此次战争之意义者多矣。大学固应负演讲宣传之责任，而演讲宣传亦须有相当之训练。拿破仑时代之德国，其腐败衰弱，与吾国无异，幸有柏林大学费虚特教授尽力于国民演讲，虽积劳损躯，其演讲集有德文、英文传本，此吾人所宜取法者也。

昔孔子设教于洙泗，盖亦私人大学之类也。及齐人伐鲁，孔子谓门弟子曰：“国危若此，二三子何为莫出？”于是冉求、樊迟参加军事，子贡游说吴越，终能破齐而存鲁。杜预因此而称“仲尼弟子忠于鲁国”。此亦因孔门弟子不但有救国之热心，而实有救国之能力。然其所以养成救国之能力者，其教法自必切于实用故也。国难时期之大学，除基本课程外，自应注重实用，而任何课程皆须集中思想于救国的研究。如能以各大学为中心，而放映此种活动于所在区域之各地，则吾国有救矣。

【注释】

[1]此文原载于1938年2月7日出版的《西安临大校刊》第8期篇首。其实为西安临时大学这所战时西北规模最大的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当时，临大曾组成多支宣传队，分赴各地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校内也设有此类讲座，包括西安临大校常委在内很多教授皆积极指导学生进行抗日宣传。《西安临大校刊》载有校常委陈剑翛等多人的“讲演办法”、“讲演内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