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突破“苏联模式”主要体现方面

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突破。邓小平同志对苏联模式的制度性问题有着深刻认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30]1985年8月，他在接见穆加贝时提到了，“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1]。1986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波兰领导人时还说道，“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32]。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针对国内的苏联模式展开的。改革是要改掉苏联模式中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因素；开放是为了引进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从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以他对苏联模式的深刻认识，从制度的层次上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如何认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了苏联模式的错误认知。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就认识到，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应该缓和阶级斗争，保证国内的和平局面。例如，布哈林就曾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以后，“一般来说不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而是相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35。列宁也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把“工作重心”由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移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方面，即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34]。邓小平同志吸取了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3工作思路，把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自此以后，党的工作方针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这是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

其次，在政治体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突破了苏联模式的“人治”模式和“家长制”作风。从斯大林开始，个人崇拜就成了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因为斯大林有着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他才能发动对苏联老共产党员的“大清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也在我们党内成长起来，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邓小平同志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35]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36]。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已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苏联模式划清了界限。(https://www.xing528.com)

再次，在对待市场经济和姓“资”姓“社”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了苏联模式的狭隘认识。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就主张运用市场来发展国民经济，这一做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马克思指出，东方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在建立社会主义之后，要主动利用市场来发展经济。不幸的是，在列宁辞世以后，斯大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否定了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把苏联的经济转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斯大林对市场经济和姓“资”姓“社”问题的认识是非常狭隘的，他固执地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将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由于没有先例可遵循，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尽管释放了一定的生产力，但是在长达二三十年的历史中，它逐渐演变为发展经济的最大桎梏。邓小平同志突破了这种僵化的认识，他把市场和计划都看作手段，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在邓小平同志的基础上，中国创造性地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狭隘认识的重大突破。

最后，在发展的目标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了苏联模式的“国家至上”思想，以提高民生作为自己最为重要的追求。俄罗斯一直有很强大的国家主义传统，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俄罗斯就非常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而对民生比较忽视。斯大林继承了这一传统，他领导下的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没有什么错误，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国家主义思想作祟，苏联的重工业发展达到了畸形的程度，带有浓重的军事化特征。为了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农民要被迫向国家缴纳沉重的“赋税”，民生迟迟得不到改善，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与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在苏联1932―1933年严重饥荒时期，民众缺粮，饥饿待毙，斯大林甚至在此时仍出口粮食，换取工业设备。在建国之后，受苏联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同样走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很快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为国民经济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过度发展重工业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例如，为了大炼钢铁，甚至不惜把老百姓从事生产的工具融化掉。由于工业与农业严重不协调，当1958—1961年自然灾害发生时，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惨剧。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强调，中国的发展不能再片面追求钢铁产量，不能再畸形发展重工业，而要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改善民生为目标。这种发展思路无疑是对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忽视民生的发展模式的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它全面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框架。它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它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它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不再盲目追求国家的经济规模，而是实实在在地追求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打破封闭僵化和因循教条，一步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