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背景及其方法论意义

一、文化人类学背景

如果说狄尔泰关于人文世界的理解原则是一种安乐椅上的构想，那么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开创的田野工作（fieldwork）则使这种构想变为具体的操作行动。出身于奥匈帝国的马林诺夫斯基在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就对弗雷泽（Frazer）的名著《金枝》十分着迷，随后去伦敦经济学院投身于人类学研究，时值学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便随人类学家马雷特（Marrett）赴澳大利亚进行实地考察。马林诺夫斯基先后三次去新几内亚西南部的特里伯里德（Trobriand）群岛进行实地田野考察，开创了专业人类学家首次用土著语言进行异文化实地田野调查的先河，确立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本规范，主要包括以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的方式对调查对象的所言、所行、所思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辨析，并于1922年写就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民》两部经典性的民族志专著（R.Burgress，1984）。

无独有偶，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波亚士（Franz Boas）几乎在同一时期对北美的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进行了同样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写就了《原始人的心理》这一美国最早的民族志专著。波亚士的两位杰出弟子本尼迪克特（R.F.Benedict）和玛格丽特·米德（Magrelit Mead）在20世纪20年代对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写就了《文化模式》、《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来自南洋：原始社会的青春期与性的研究》、《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萨摩亚人的成年》这些蜚声全球的文化人类学名著。(www.xing528.com)

文化人类学田野研究（field research）的方法论意义在于：（1）倡导对异文化进行长期的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理解。米德曾提出，要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人类学家必须在所研究的民族中生活若干年，至少应在6个月以上，与被研究的民族同喜、同怒、同哀、同乐（王清钢、潘守永，1999）。（2）作为田野工作的文化人类学家首先是一个学习者而不是一个研究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被研究民族的语言和他们的思维方式，波亚士有句名言，“唯一完全了解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法，就是学会他们的语言”（王清钢、潘守永，1999）¹³。文化人类学的这一举措实际上消解了研究者作为专家的神圣形象，是对狂妄研究者自信心的沉重打击。在田野工作中，博学的、专业的研究者从此变成了老老实实的小学生，话语场的权力自此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正是以研究者为中心的“客位研究”转向以被研究为中心的“主位研究”的深层方法论渊源。（3）田野研究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奠定了以后质化研究收集资料的基本途径；民族志的描述、分析风格也成为质化研究精细描述、微言辨析的独特范型。（4）田野研究确立了文化反观的基本研究立场，文化人类学家长期“驻扎”于“田野”，以发掘异文化的“地方知识”，目的在于反观“自我文化”，最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有一个更全面、更精细的理解。这种通过异文化的研究来反观“自我文化”，较之目前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以“中心世界”的心理样式来进一步获得“边缘世界”的文化普遍性，要合理的多、深刻的多。（5）田野研究最直接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促使人类学家从安乐椅上的玄想中苏醒，走向火热的文化社会生活，在文化反差中获得对文化的理解。这种“安乐椅式”的解放运动与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学科类似的解放运动，共同构成20世纪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亮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