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认为：从《孤儿救祖记》、《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谢晋的电影，都体现了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影传统，而谢晋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体现了中国电影伦理情节剧传统的最高成就。[34]自1957年的《女篮5号》到1997年的《鸦片战争》，谢晋电影毫无疑问成为漫长历史时期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代表。然而，当绝大多数主流意识形态表述下的影片都已成为过眼云烟时，谢晋电影曾经广泛而深远的受众空间至今仍是华语电影的骄傲，影片所呈现的历史人文蕴含也依然为人所关注。谢晋电影的独特魅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特定历史时期，谢晋对政治伦理剧模式的开拓和与时俱进的不断完善。其中，谢晋继承了郑正秋、蔡楚生的将戏曲观念融入电影创作的传统，也有对中国戏曲（尤其京剧、川剧和曲艺评弹）的直接借鉴[35]。谢晋认为：“故事片的人物绝不是告诉你如何炼钢，如何种小麦丰产，而是影片中人物的思想激动了你，使你受到鼓舞、教育，甚至作品的精神会影响你的一生。”[36]因此，谢晋致力于将“寓教于乐”的故事讲得更加精彩，而陈述的主题始终未偏离伦理的核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呼应时代政治、积极投身革命成为电影创作的主潮。谢晋应时导演了《女篮5号》（1957）、《红色娘子军》（1960）、《大李、老李和小李》（1962）、《舞台姐妹》（1964）等，攀上了个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伦理价值取向间巧妙寻求契合点，以善与恶的道德冲突取代革命斗争惨烈的你死我活，将革命典范塑造为道德英雄，将政治热情置换为人伦情感的抒发，在克己、爱人、谦让、服从的伦理秩序中构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洋溢着对新政权、新体制的热烈歌颂。《女篮5号》中田振华与林洁的倾心相爱、《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对琼花的恩情、《大李、老李和小李》中大李对老李和小李诚恳的帮助、《舞台姐妹》中的情同手足……无不充盈着传统伦理下的人情美好。(www.xing528.com)
从1979年之后，新时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特定的历史状态要求电影对“文革”以至于自1957年以来的民族灾难作出适度反思。从1979年至1989年，谢晋再一次面向时代主题，《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1986）等影片，是谢晋政治伦理剧模式的成熟之作，构成了谢晋电影事业的第二个高峰。这些影片一方面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灾难中，倾力于家庭的屏蔽来抵挡风雨、抚慰人心。如《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与罗群的相濡以沫，《牧马人》中许灵均与李秀芝的甘苦与共，《芙蓉镇》中胡玉音与秦书田的患难相守；另一方面将尖锐的政治运动隐退、淡化为叙事背景，以道德的善与恶代替政治上的是与非，以道德评价回避直面的政治审判，疏离人性失落与时代政治之间的悲剧性关联。
李渔认为：“传奇一书，昔人代以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37]除却有悖于人性的教条，中国戏曲所宣扬的伦理道德中关于尊贵与卑俗、崇高与渺小的价值认可，符合一般意义上人性善恶的本质界定，具有时空穿透力，电影对此的吸收无疑有救世济民、感化众生之效。此为华语电影伦理教化的社会功能。伦理教化与电影的交融能在政治文本中体现道德文化的力量，从而避免片面的宣传与灌输，或编织更富感染力的政治寓言，或巧妙重整飘摇中的意识形态。此为华语电影伦理教化的政治能效。长远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以载道”的功能目的论，最终演化为接受者对于文艺作品相对稳定的审美心理和集体期待，自戏曲辐射至电影，伦理道德的强大力量使得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等导演在各自的时代创造了电影观众之最的神话，并获得了长久的热烈拥戴。此为华语电影伦理教化的市场价值。如今，面对激烈的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失去标尺，心理状态陷于混沌，社会秩序处于不断调整中，伦理的呼唤同样能起到修齐治平、治国安邦的作用。这就是《美丽上海》（2004）、《姨妈的后现代生活》（2006）在表达现实遭遇的难堪时对浓郁人情味和伦理观的强烈渴望。《那山·那人·那狗》（1998）、《暖》（2003）等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大放异彩，更力证了传统伦理中蕴含的普遍的真善美。此为华语电影伦理教化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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