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自觉与文化交流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民族主义

关于文化民族主义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郑师渠先生曾指出：“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1]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它是基于文化的长期熏陶和教化，在一个民族成员中形成的深厚的人类情感。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首先是指一种心态，“即一个人以民族作为最高效忠对象的心理状况，它包含着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的信仰”。[2]用西方学者泰勒的话来说：“民族主义并不简单是指民族感情，而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3]文化民族主义从产生的那一刻起，似乎就承载起复兴和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本文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本身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指各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精神特质，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汲取营养，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另一方面，文化民族主义也容易在坚守民族文化特色的过程中走向极端。但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尊重和平等，多元民族文化和平共生，强调各民族文化按自己的道路成长和发展，一个民族可以向其他民族文化学习但反对机械抄袭，主张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但反对僵化地死守传统，主张自由、平等、开放及和平，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征服。虽然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强，但文化民族主义的这些特质不会发生变化，文化的民族性仍然存在，世界文化仍将保持多元发展的态势，文化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仍将继续存在并发展。

(一)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提升

民族文化多样性如同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民族文化的特性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这不能完全消解民族文化特质的多样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民族文化的特性将越来越突出，经济全球化影响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影响到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生产、销售，以信息革命为重心的科技革命，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国民品性以至审美情趣，都会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

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民族文化。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都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宏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规、习俗乃至各种习惯，它既是既往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的积淀，又是当下该民族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凝结。民族文化反映着该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伦理观念、国民品性等“深层结构”的东西，反映着特定的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这种深层结构的文化，及其所承载着的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充分地反映着文化的民族性。而所谓文化的民族性，实质上就是一定民族与别的民族在文化特质方面的根本区别。从根本上讲，作为价值系统、文化模式集中反映的文化的民族性，只要该民族存在，就不可能消失。举例来说，中华民族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其间经历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遭受了近代意义的“西方文化”的震撼，却依然以其独特的风貌屹立于世。尽管现在的中华民族文化已经渗入了不少外来文化成分，但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及其人民，绝不会因此而否认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的存在。“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早已是一个无须论证而客观存在的一种民族标识、一种文化价值。同理，被称为“民族熔炉”的美国，无论其外来移民如何增加，无论其具有“亚洲价值观”的东方移民如何保持并弘扬其民族文化，最终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美国文化”的特质。可见，只要存在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就不可能根本改变。

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不断提升。费孝通教授在论证“文化自觉”问题时说：“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他提出，各种不同文化的人，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在这个经济和文化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共处于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体系。[4]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路对于构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要以文化自觉的理性正确认识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化的关系。关于怎样正确认识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文化将日益趋同并出现同质化倾向，由此产生一种普遍的“全球文化”而取代现存的不同文化，这是“普适文明取代论”的观点；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固然使现有的各种文化增添了一些共同性的成分，带来诸如全球性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那样的新事物，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相反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同时也看到强劲有力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文明的多样性并不会因为经济全球化而消失，这是“多元文化共同发展论”的观点，本文赞成后一种观点。文化多元并存的思路是基于文化自觉而形成的，文化自觉是人类对自身前途命运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是因为，人是文化的生成，人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追求使人的活动从本质上说来是一种文化活动。在社会发展变革时期，文化自觉具体表现为文化价值选择和构建过程中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它要求将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所以，文化自觉就是人的自觉、理性的自觉。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证明，所有文明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各种文明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各种文明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并不是指所有文明都以相同的节奏去发展，但是它们都以平等的身份成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

其次，要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加强文明对话并走出文明冲突的误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处于深刻调整与变革之中，国际经济政治联系不断加强，文明和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价值日益彰显，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碰撞、摩擦、冲突、融合，使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日趋复杂的现象与格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声称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人类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成为主宰全球政治格局及其走向的核心方面，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近代世界冲突演化的最新阶段，在后冷战时代，文明因素将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应该承认，亨廷顿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使人们不得不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国际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思考，但他并没有解决问题，也并没有为当今的国际文化关系提供一个原创性的范式。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更多的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历史上每一次文明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形成文明共存与融合，而每一次经过文明共存与融合产生的新的文明又会孕育着更为深刻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引发世界文明的变迁、演进、发展和多样化，不同文明在交融中发生碰撞而走向融合。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和交流出现了全新的情况，任何国家和地区要想离开文化交往来发展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加强文明对话，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必然选择。富有成效的文明对话需要各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作保证，但对话主体的文化自觉则是其重要前提。离开文明主体的文化自觉，就不会产生对话的意识和要求，文化自觉是开展对话、防止冲突、实现合作的客观要求。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规则。在当今世界，主张文明对话者无论是出自伊斯兰世界、东西欧国家，还是出自东亚或其他地区，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觉意识，对文明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积极主张对异质文明和异己文化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希望通过对话交流，达到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的目的，从而形成了推动文明对话和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最后，以文化自觉的心态超越“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两极思维。文化交往中所要倡导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其核心和灵魂就是文化民主的精神，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文化民主的内在要求就是肯定包括弱势国家、民族在内的人们选择自己文化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它以尊重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价值选择为前提，而不是以先在性的经济强势来决定文化的一致性归宿。显然，从文化态度上说，弘扬文化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尊重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自觉。人类获得理性自觉，往往需要经历许多曲折和反复，也常常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人类历史上那些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甚至现代，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当今的局部战事，或是到处存在的以强凌弱的事实，都是文化不自觉的必然结果。“文化霸权主义”和由“文化孤立主义”发展而来的“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尖锐对立已经使全球处于动荡不安的紧张之中。文化霸权主义者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优势，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思想，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具有全世界的普适性，应该统治全球，一旦这种意愿不能得逞，就不惜发动战争，给全世界带来不幸，另一方面，文化孤立主义者也不甘示弱，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绝对优越，禁止讨论其可能存在的缺点，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唯恐受到污染，采取隔绝和孤立政策，畏惧新的发展，压制不同意见，特别是扼杀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以至顽固、僵化，趋向好战的极端，最极端者就是“原教旨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不同处仅在于他们无力对外实施霸权，只能对内镇压一切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以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旧日的一统天下的思想。要想超越二者的两极思维，就需要文化自觉意识的不断提升，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发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其次要对在过去条件下形成的旧文化，即传统文化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有益于今天；最后，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国际文化新秩序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从这样的要求来看，“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都不能清醒发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更不能使自己的文化得到更新并造福于人类的未来。其实，无论是“文化霸权主义”还是“文化孤立主义”都是旧的思维方式的极端发展，两者的平等对话几乎不可能，但为了化解冲突，挽救人类的未来，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其根本出路就是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彻底转换思维方式，从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找出文明共存的资源，为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文化自觉是建构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础，这是由文化自觉在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唤醒文化自觉”就要突出文化的主体意识，文化的主体意识是民族利益的观念表达。如今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市场上，文化争夺和捍卫的并非仅仅是纯文化，它真正所指的是民族的经济及政治利益，这首先有赖于我们对民族主体意识的强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逐渐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精神上丧失了“自我”，结果跟着西方文化随波逐流，一步步滑向文化殖民化。当然，突出文化主体意识并不意味排斥全球意识，缺乏对全球的充分把握，很难发掘出关于自身在世界中存在价值的自觉意识。只有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不断提升，才能由此带来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进而进一步促进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不断发展。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

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具有某些普遍性的特点。文化民族主义内蕴的维系力量主要来自宗教、传统、道德、习俗以及相关的符号性价值，这种文化的齐一性，能够有效地扩充族体价值的特殊性以及地缘文化的个别性，从而扩大与其他文化或文明的差异，潜隐的冲突机制也越加显露。概括起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化民族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范围广、共时性强。与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相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民族主义在高度科技化、信息化的影响下，具有多层面的特点，它的影响面较广，尤其以经济较为发达、文化传统相对浓厚的欧洲、亚洲、北美洲最为典型，类型多样，具有极强的渗透力，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教育、生活方式等文化的多个领域，不同地域与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又彼此互动，使当代的文化民族主义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其次，动因的多样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民族主义由于处于空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其动因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它既有间接的动力、又有直接的动力；既有从文化的差异引发的文化民族主义，也有通过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干预引发的文化民族主义；既有出于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又有通过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引发的为抗拒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侵蚀的行动，如伊斯兰主义的出现及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文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而经济发展所促发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通过其他民族对本民族文化所做的价值肯定反过来影响本民族对自身进行重新认识实现的。

第三，常与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相纠葛或转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民族主义由于涉及多层面，常常与政治民族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缠杂，具有向后两者转化的倾向。泛民族主义积极探索着从文化理念向政治运动的转变，而欧洲对美国影视业的抗拒也在保护文化的主旨中夹带着经济的意味。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直接促发了文化民族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与合理分工，这首先以经济特色的多样化为前提，意味着各民族必须充分认识发展本民族特色，交流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的，凝结着人类智慧的特色产品在市场经济的流通中，满足不同民族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并由此得到更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引发了该民族的自豪感。文化消费的功利层面变化引起了精神层面的变化，政治影响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潮流，冷战后两极格局转化的过程中，国际间竞争使各国越来越强调政治力量的重要性，政治手段及国家意志的有限性使各国借助于文化，文化因素的广泛性与深远性使其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政治大国以古老的信仰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借助于信仰的力量平息人们对现实的怀疑与躁动，以信仰来整合民族，实现秩序化。弱小民族以文化联系同类，谋求政治力量的强大，以加强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

文化意识伴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出现而上升，经济一体化扩大了民族交往的范围和程度，在频繁的民族交往中，民族文化间的同质化加强，各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本民族民族性的问题，在趋同的潮流中寻求自身的界定，因而对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因素及遗产、象征符号加强关注，进而大力发展、宣扬以在趋同中展示独特性，并强化民族认同，增强凝聚力。

第四，政府参与多，影响大。首先，由于文化空间的出现对传统疆界形成挑战，政府以制定政策来排拒其他民族文化渗透、强化本民族文化影响、保障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趋势增加。新加坡政府积极推广华语，美国、法国、西班牙政府推广本国文化，加拿大政府鼓励人民热爱祖国国旗等，都有政府的参与。其次，也出现了政权依赖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争取稳定的局面，俄罗斯政府维护与尊重东正教，反映了在社会动荡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依赖民族文化中影响重大的因素来维持自身及政局稳定的倾向。

第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以往的文化民族主义有诸多不同。文化民族主义在近代常作为民族国家独立的领土要求的先导，即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完善的民族精神，寻求族群认同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合理性提供动力与历史依据。它经过了由反对旧势力到构建新价值，并将个人利益、价值与之联系，是知于前而行于后，民族国家是长期酝酿的结果，文化民族主义是政治民族主义的前锋，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政治民族主义浪潮造成国家分化、整合之后而出现的。一方面，当代文化民族主义在原苏东地区兴起，意味着新兴国家在历经剧变后价值观上的迷惘状态。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首先是对长期专制控制、以意识形态取代民族性的错误政策的一种反弹。其次是新建国家由于未经长期孕育而表现出早产儿的不稳定性，民族精英急欲以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唤起一致性，从而将族群认同泛化为国家归属，为民族国家尽快纳入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立于国际社会的竞争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文化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文化共享的一种回应。一类是以文化民族主义振兴民族精神，谋求强盛；一类是以传统文化来对抗现代性潮流所造成的普同效应，寻求新时代的族群认同，以传统价值观在变动不居中寻求平衡与稳定，同时抗拒西方借助政治经济优势而制造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及西方化导向。当今文化民族主义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辅助与基础，它不再以视领土要求为目标的政治民族主义为归属，更是一种民族国家寻求主权独立、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当代文化民族主义潮流是两极终结后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延续，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全球化过程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复杂的表现形式。当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潮流一方面促进了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保留与传承，有利于人类社会对自身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彼此尊重、吸收与平等发展，使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因素成为全人类文化整合的源泉。另一方面，它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同时，将旧传统中的陋习与消极思想也一并加以宣扬，加强了本民族文化的保守性，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彼此借鉴、交流与发展，对社会进步具有消极意义。在文化民族主义方兴未艾的同时，全世界对全球性问题认识的加深正推进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民族发展的共同愿望正使各民族认识到必须放弃偏见、开放文化，在彼此理解、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机制，以全球的视角、在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吸纳不同文化所形成的多元共融的文化，必然是超越一切民族狭隘性的高度文明的文化，它以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并指向和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它对民族文化提供指引，并以民族文化按自身的取向进行选择而不断内化的成果作为延续的动力，走向新的统一与多样，世界与民族文化在这一不断否定的过程中走向发展。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冷战终结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延伸，与世界政治格局的转换及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密切相关，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不断表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特点。

(三)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宽容精神

对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解首先是基于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民族主义是随着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概念和运动，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是140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召开的题为“波西米亚民族的宗教与经院哲学”辩论会上提出的。据有人统计，目前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有二百多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等的认同，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情感，是为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5]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民族主义中那些强调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因素，主张以同质性的文化传统为纽带，力图建立民族认同的文化空间单位，并进而达到巩固或分解政治实体的结果。

对于文化民族主义，国内外学术界争论较大。不少学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以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排斥其他文化为根本特征的，“将文化民族主义等同于‘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理性主义’的思想和实践”[6]。如波普尔从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出发，把民族主义说成是“对理性和开放社会的抵抗，它唤起人们的部落冲动、基于偏见的激情和不负责任的愿望。”[7]国内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可以是民族的，但却不应该是‘民族主义’的。没有习俗、历史的不同便没有相互区别开来的民族，可如果一味强调这种区别，甚至进而受某种非理性因素左右而滋生成惟我独尊、封闭隔绝、排斥外来文化和拒绝吸纳、继承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心态和行为，那就变成了文化民族主义”。[8]有的学者提出，“文化民族主义并不等于文化的民族性，而是一种抽掉民族的具体的历史规定性，以对抽象的民族性的固守来抗衡西方文化的思想主张，它把民族性作为文化价值选择的标准，把民族性作为建构文化认同对象的理论立场。文化民族主义的根本弊端在于以民族性掩盖了时代性，以抽象的整体性掩盖了自身的一切矛盾。”[9]“文化民族主义的最大缺失是，一旦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抗争超越了自身存在的世界时，便成为一种虚无。”[10]与上述观点不同，一部分学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在强调自身传统的同时，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并不是一种文化保守。

国内学者钱雪梅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受波普尔等西方学者的影响，文化民族主义被等同于守成主义或保守主义，这种西方已成为“常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是对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歪曲和误解。她认为，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两个理论来源，[11]并进而提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首先，文化民族主义认为世界分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国家的根本特征；其次，文化民族主义是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它对历史和现实中国家间文化关系的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和定性；第三，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以固有文化为主体，发展民族新文化。[12]总之，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在强调文化的传统和特色的同时，吸收世界上其它文化的优秀成果，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种观点相同之处在于都承认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次系统，是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体现和发展，都突出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传统，其目的是强化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超族界发展。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保守状态，具有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极端排斥性；后者认为并不是排斥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吸纳、利用、创新、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过程。显然，前者对文化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后者对文化民族主义持肯定态度。本文认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涵本身蕴含着两面性，文化民族主义的原型是18世纪以赫尔德、席勒、马赫等人为代表的德意志知识分子为保全和发展德国的语言、文化、习俗，促进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而进行的学术努力和政治吁求。它本质上不是保守主义的，也不是反自由主义的，而是理性主义、进步的发展观和对平等的诉求，其理论来源主要是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和多元主义文化观。这一原生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主张，归属于一个共同体的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现代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吸收古人和同时代所有人的智慧的基础上得来的，共同体的文化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推陈出新，每一个共同体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有不同的成长过程与不同的目标，因此绝对不能用一种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另一种文化，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成为自己而不能盲目抄袭其他社会。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有深刻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当时，法国文化风靡欧洲，法国的思想随启蒙运动席卷德意志诸地区，各国宫廷以法国宫廷礼仪为时尚，当时人们以会说法语为自豪，在进步和理性的旗帜下，法国的文化霸权对德意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压力，而且德意志文化上空远没有一个可以很好地保护它的政治屋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赫尔德为首的德意志知识分子，起而疾呼捍卫德意志的民族特性和民族语言，在倡导多样性的原则下，反对法国文化的一统天下，主张发展德国的文化，聚合德意志民族，从而在民族的旗帜下，更好地保全和发展德意志的语言和文化。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是德国知识分子在德意志政治上被分裂、文化上被侵袭、德国贵族和平民都迷恋于外来文化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要振兴德意志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建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化努力。从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情况来看，它具有进步、合理的内涵，其最初的主旨不是一种侵略性的文化努力，而是被动性的防御心态，是寻求维护和弘扬共同体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在亚非拉国家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文化民族主义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文化民族主义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表现为极端保守主义、排外主义，威胁着人类文化的整体发展。

要避免文化民族主义的弊端，就要发扬文化宽容精神。在国际社会中，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行为时有发生，2001年2月26日，在阿富汗巴米扬小镇塔利班分子的灭佛行为，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指责，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偏执制造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它留给我们的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在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汇中不断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始终保持着那种文化宽容精神，才能够使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得到保护，为人类的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德国著名学者施密特就认为，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强迫其他大陆的民族和文化接受西方关于文明、民主和人权的理想和观念的企图，本身就不具有任何的合法性。他明确指出，“我们缺少那种指导别人该相信什么宗教、推崇什么道德规范的合法性”。[13]进一步说，虽然西方许多人希望逐步推行人权观念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让人权在全世界得到贯彻似乎是迫切和必要的，但主要由于美国一些政治家的人权政策的选择性和两面性，反而使东亚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印度的印度教徒、从印度尼西亚到非洲的众多穆斯林更难认识和接受人权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崇高价值和意义。因为，“迄今为止，在上述所有民族及其宗教中，个人的权利根本没有被放在首位——在基督教传统中也是如此。相反，所有的宗教都特别强调个人所要承担的义务。”[14]西方民主制度在其价值尺度上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放在首位，而东方的宗教和文明则首先强调义务的差别。关键不在于对抗，不在于争夺各自的地位；相反，问题在于各种文化和社会模式彼此之间的和睦相处。由于在历史上，几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把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对立不仅用作对内、对外权力斗争的动机，而且用作手段，文化宽容和宗教宽容极其罕见，因此，“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各国之间的文化宽容和宗教宽容，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课题。”[15]

由此，施密特强调：“在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树立一种对其他文明和宗教的有关学说持尊重和宽容态度的普遍意愿。这种宽容不是漠不关心的宽容，而是出于尊重和重视世界上所存在的、在历史上出现的其他基本信念而产生的宽容。”[16]这就是说，全世界持续不断的人口爆炸和不同人群、民族之间几乎所有关系的同时性的全球化都要求我们尽量争取相互理解。虽然各种文明之间存在着差别，但是，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其他宗教、其他文明，就会从中发现很多伦理共识，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禁止杀人、诚实等等。因此，我们应当传播关于人类拥有许多共同的基本伦理信念的认识，以及每个人都能从他人那里学到些什么的认识，世界需要更多的文化宽容，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施密特与一些曾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政治家组成了一个“人类义务国际行动委员会”，并于1997年提出了一份《世界人类义务宣言》，其中包括人类应当遵循的五项基本义务：人道、非暴力和尊重生命、公正与团结、诚实与宽容、相互尊重与伴侣关系，作为1947年的《人权宣言》的对应文件。施密特认为，上述两个文件合在一起，或许完全可以构成一种全球共识，一种最基本的全球伦理共识。而一旦能够达成一种最基本的全球伦理共识，那么，它将有助于防止不可抗拒的全球化把利益冲突演变成文化和宗教冲突的情况发生。

施密特倡导的各种宗教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和宽容的观点，在全球化的当代生活中是极为重要的。对于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在全球伦理问题上，西方还有这样一种理智的声音，那就是把相互尊重和宽容，而不是把西方文化强势价值当作全球伦理的真谛，这是值得欣慰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开放、更全面、更理性地进行对外文化交往。在全球化导致普遍交往的过程中，既善于吸取其他民族、特别是西方发达民族文化观念中的积极因素，又善于抵制其中的消极影响，同时努力实现我国传统道德积极因素的现代转化，以形成既真正体现时代精神、又指向理想未来的新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我们必须克服情绪化的偏见，健全文化心态，用一种理智客观的眼光看待全球化条件下民族文化的发展。既要同任何假借全人类名义大行其道的文化霸权作坚决斗争，又不能对西方文化全盘拒斥。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但对于民族性不可片面狭隘理解，它本身就含有世界化的规定，因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我们提倡民族文化迈向世界，实质上是将世界的东西民族化，将民族的东西世界化。反之，如果推行文化孤立主义，由于它无视历史发展，无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只渴求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修复构造自己的文化原型，必然导致文化的排他性，畏惧变革，最后导致本民族文化的停滞乃至凋谢。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最广泛、最深刻、最激动人心的变革。全球化进程将极为迅速和深刻地改变我们社会生活的面貌，从生产力、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概莫能外；而科学技术在今后将取得怎样的进展、以及它将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目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文化民族主义也要与时俱进，以极大的热忱关注、了解、把握、研究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从中提炼出新的价值范畴、原则和公理，在积极地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正确地引导时代精神。

二、文化自觉条件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

文化多样性就像自然界中的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美国著名学者基辛格认为：“文化的歧异多端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人类资源。一旦失去了文化的差异，出现了一个一致的世界文化——虽然若干政治整合的问题得以解决——就可能会剥夺了人类一切智慧和理想的源泉，以及充满分歧与选择的各种可能性。演化性适应的重要秘诀之一就是多样性，去除人类的多样性可能到最后会付出持续的意想不到的代价。”[17]文化只有在多样性的存在中才能发展，正如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18]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在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不断提升的条件下，各民族文化获得一个新的发展与创新的机会，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也更加丰富多彩。

(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呈现出多样化和趋同化相互斗争的复杂态势，各种文化在异彩纷呈的同时也分别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与考验，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最主要的表现。

1、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主要表现

在全球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今天，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些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相互渗透和交叉，共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人类文化图景。总的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在当今时代，概括文化发展的特征，首先就是多样性。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把世界文化区分为八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则把世界文化区分为二十多种。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则把世界文明区分为七或八大文明。德国学者哈拉米德·米勒在批判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著作《文明的共存》中，则把世界分为西方、亚洲、伊斯兰统治地区、俄罗斯及其周围地区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六大区域进行论述。其他一些哲学家和文化学家也有各自不同的区分标准。尽管各种标准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向我们揭示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存在的多样形态。2001年11月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这个宣言所体现的主要思想，也充分证明了文化多样性对世界各国的重要影响。从占据世界文化发展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推陈出新，到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综合创新，从屡遭打击而不衰的犹太文明的生命活力，到非洲大陆的特色文化的别样风采，世界正凭借文化的多样性展示着自己的魅力。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世界多样性的主要表现方式，反映着世界五光十色的发展。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概括的那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9]这是对人类文化发展历程的概括，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主要原则。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发展不断全球化的趋势中，“仍将保留个别文明丰富的个性，普世文明的统一性中仍将蕴涵着各别文明深刻的多样性。”[20]这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的主要表现方式。

文化的多样性是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标志和表现。所谓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指的是人类文化发展所具有的多方向、多层次、多方式的性质。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正如全球化进程一样，文化的发展进程也是源远流长的。从人类社会产生开始，人类文化就呈现出多样的发展形式和多样的发展方向。而且，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入，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所包含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但是，只有在社会物质生产进入比较高级的阶段，只有全球范围内的物质、信息交流达到一定程度时，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1]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表现更加突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加速进步而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2、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原因分析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类就没有停止探索文明进步的脚步。但是，只有到了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样性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影响人类民族文化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发展状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也决定了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交流的程度和深度。这些因素制约了文化发展的形式和范围，也决定了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护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22]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渐提高为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基础。人的认识水平，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意识水平的主要标志。而人类意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进步，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文化进步、推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借助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全球化时代人们的认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认识水平有了新的提升，这必然对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产生广泛影响。

最后，不同地域文化形态自我意识的逐渐增强是文化多样性得以发展的时代动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物质和信息交流空前加强。他们的自我意识空前加强，促使这些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强调和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此来保证自己作为交流主体的地位。一方面，这种本土意识的强化，对保持世界文化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具有维持作用，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样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对文化的整体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全球化文化的传播是全球化经济和市场的必然结果，但同时又有另一股相反的力量导致文化的分裂和解体。与这相关的则是愈演愈烈的民族、种族、社区和宗教冲突。”[23]在这种意义上说，这种条件下实现的人类文化多样性，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是在主观上反对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客观结果。

总之，从当前我们面临的时代条件来看，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信息时代和网络空间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化多样性在取得更加便利的实现方式的同时也不得不应对许多新的问题，它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互联网上产生的不仅仅是新技术、新经济，还是一种新文化。但是由于这种新文化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载体上发生，又是以一种全新的界面出现在人们面前，对传统文化范式来说，则要进行一场脱胎换骨式的变革。”[24]这种革命式变革，是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必须要积极应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

(二)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积累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传承与积累发展起来的。在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文化仍将延续这一过程，只是在全球化时代里，由于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空前广泛，在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既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也存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弱势文化，甚至有某些民族文化正面临着消亡的境遇。同时，强势文化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与命运，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积累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民族文化传承与积累是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传统社会，文化传承比较简单，民族文化基本上都是在特定的国家、民族内流传、延续的，而且所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也都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而在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条件下，情况就非常复杂，其特点是传承的空间大大扩展，由此带来的传承途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和信息的全球流动，先进的传媒工具和技术手段使得文化信息在世界各地迅速传递，因而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正在被消解。这样，文化传承就不可能拘泥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范围内，而是被纳入世界性的文化版图。既然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空间被打破，那么，要使民族文化得到顺利传承，必须因势利导，正视和参与国际性交流，民族文化也只有积极参与交流、参与世界文明的整体建设，才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承。

尽管经过国际性交流的文化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而是渗透进了外来文化的因素，但这种渗透并不是对民族性的否定，而是对民族性的丰富和发展，因为这样的民族性已经被赋予新的内涵，获得了时代的规定性。要使民族文化得到顺利传承，除了在实践上积极参与国际性交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认识上或研究的方法论上有一种新的调整与转变，这主要涉及到对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的看法问题。

首先，应该跳出传统文化的圈子来看待传统文化的传承。离开传统文化来讲其传承，一般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实际并非如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局，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渗透、难舍难分，不跳出传统文化的圈子，就不能真正看清传统文化，也不能真正传承传统文化。任何一种文化要走向世界，并通过世界来传承，必然要求用全球的视野来反观和看待其文化，看哪些文化成分需要继承，哪些文化成分需要抛弃，否则，文化只能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越来越远，最后传到死胡同里无法再传下去。所以说，我们这里讲的离开传统文化谈传承，并不是要抛弃传统文化，而只是跨出传统文化的视野，站在一个宏观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

其次，应当从传统文化发展的非连续性来看其连续性。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发展的保证，文化发展的非连续性则是使这一文化传统得以跃迁、提升的重要环节。只承认连续性，就会忽视现代化所要求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重大差异；相反，只承认非连续性，又会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在当代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中，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都是值得研究的，但两相比较，非连续性的问题更值得重视。因为全球化的出现，其意义不仅仅是给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而是划了一个时代，全球化时代与以往社会有着重大区别，由此产生的新型文化与传统文化自然也有着重大差异。在研究民族文化发展问题时，只有首先承认非连续性，承认两种文化的差异，才能以时代要求的文化精神为基础来培植新的文化精神，而后才有根据考虑连续性，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而在时代要求的文化基础没有澄明之前，抽象地谈论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举动。因为继承的参照标准还没有确定，要继承什么，不继承什么根本无法断定。

最后，应当从当代社会生活实践的要求来看待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传承固然离不开历史文献，但更重要的还是依赖于社会实践。看一种文化能否得到传承以及怎样传承，必须依其能否在社会实践中实际发生影响以及怎样发生影响来确定。凡是不能参与社会实践而与现实相脱节的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终归难以传承下去。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参与到全球进程当中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无法传承下去。

一种民族文化能否得到健康传承，不仅要看它能否满足本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且要看它能否回答全球化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出路就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与本国现代化实践的交叉点上，也就是说，要确定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要确定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向，关键是要明确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生活实践所要求的文化选择与再造过程中最需要和最急于克服的文化因素是什么。只有在问题明确之后，再来反观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才能最后确定应当继承什么、否定什么，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的合理对接。在世界交往普遍发达的情况下，一国的社会实践与全球性的社会实践很难划出严格的界限，这样，关注和参与全球性的社会实践，自然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这种实践的文化，必然是一种缺乏生活根基而最终被淡忘的文化。

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文化传统简单延续的过程，而主要是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出蒙昧时代而进入文明社会，正是通过经验与智慧的长期积累而实现的。可以说，文化积累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民族文化积累的途径和方式在不同的时代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民族文化的积累主要是本民族自己经验与创造成果的缓慢积累，那么，在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条件下，民族文化的积累就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文化纵向积累，同时也是一个由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横向积累。在全球化时代，后一种积累尤为引人注目，因而更值得研究。

文化横向积累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民族文化的积累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更重要的在于使民族文化的积累有可能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世界交往改变了文化创造、发明的重复性。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25]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明随时都有失传的危险。因此，“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6]事实也正如此，封闭的文化发展必然带来的是文化发明创造的重复性，因为每个国家毫无借鉴、继承可言，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一步步积累起来，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则打破了这种重复性，某一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直接吸取新的文化成果，从而可以避免文化发明创造上的“重复”、“浪费”，绕过“重新开始”的阶段，加快文化积累的步伐。

不同国家、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因不同的历史和传统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由此形成了文化差异，而国际性的交往又使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补充，通过各民族文化精华的汇合与交融，逐渐形成人类的共同文明财富，这是民族文化融入全球文明的过程。与此同时，各个国家、民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消费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加上自己特有的理解与消化，又形成具有个性的民族文化，这是全球文明转变为民族文化的过程。这一转变意味着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已成为民族文化有机体的内在要素，因而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的新的积累，这种积累不只是对原有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是对整个民族文化品格、境界的提升，是对民族文化某些局限性克服。

总之，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经历了多次嬗变，一些文明形态中断了，衰落了，消亡了，但其中有些民族文化却始终顽强地生长着并保持着独特的风貌。这是因为这些民族文化之树能以发达而深邃的根系汲取本民族文化沃土的滋养，也能以繁茂的枝叶吸纳异质文化的精华。没有前人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依据，也不会有后来的文化繁荣与发展，一个时代的文化，既不可能凭空创造，也不可能一步登天，它的繁荣与发展，都要以前人创造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为出发点，在不断的传承与积累中不断走向新的高度。

(三)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建设

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面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如何保护与发展民族文化？在面对某些强势文化的强大压力下，如何建设本民族的文化？这些问题都是摆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面前必须要思考和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在世界性联系不太紧密的传统社会，民族文化基本上是在一个国家、民族范围内得以延续，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即使接受某种外来文化，也是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而做出的选择，因此，在这样的环境里，除了遇到外族入侵以致整个民族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极端情况外，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并不成为什么问题，至少不是严重问题，而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这一问题却日益突显。

因特网的迅速发展给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发达国家正倚仗其技术强势、文化强势和信息强势将其文化和价值观强行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带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给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保护带来极大的冲击。因此，因特网给发展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带来的更多的是挑战，文化竞争、文化扩张、文化霸权、文化侵略也日益成为网络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和标志，是一个民族昌盛的重要表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根基。因此，如何保护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资本、文化商品自由流动，文化产业的扩张，文化价值的对撞，直接威胁到弱势民族的文化安全，进而影响到其生存和发展。文化安全是民族生存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假如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和侵略，其结果必然会给民族国家带来深重的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正因文化保护直接关系到民族存亡，因而“文化主权”问题便被现实地推到主权国家面前。

如何维护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至少有两点要特别注意：首先，是文化战略的制定问题。早在1970年，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其著作《文化战略》一书中就指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冷战后，一些西方学者也在反复论证：哪国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哪国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为此，西方国家都在加强文化战略的研究。面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发展中国家自然不能熟视无睹，也不断通过研究来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进本国文化建设，又能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战略，这是维护文化主权、保证民族文化顺利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其次，是文化产业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文化的全球性发展不仅是以文化作品、学术话语、思想观念等形式扩展的，而且是以产业形态来推行的。可以说，西方文化以产业形态对其他弱势国家所强行的“市场准入”，构成了这些国家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维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在其剧烈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为此，受文化殖民威胁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必须从整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实行产业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构建适合于本国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形成能够抗衡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化条件下，既要使民族文化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又要使民族文化适应全球化的大潮，这确实是一大难题，文化保护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对这一难题如何解决。

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建设民族文化？这一问题成为近几年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本国内部的事情，而必须要把其置于世界文化格局的整体背景下来考虑。按照这样的要求，民族文化的建设不仅是要主动融入世界文化大潮，更重要的是要突出文化上的超越与创新，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竞争的加剧，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在这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的关键性因素，成为文化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文化的兴衰，全在于创新与否，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主要看其创新能力的高低。反观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理论准备不足、文化创新能力不强，恰恰是制约许多国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是这样的欠缺，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进行文化“入侵”和“殖民”的一个主要突破口。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民族文化的建设，自然不能仅仅停留于原有文化的维持上，必须以世界先进文化的水准来重新审视，本文以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先进文化建设为例来谈谈民族文化的建设问题。

首先，要正确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进行先进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方向问题是文化发展的前提问题，只有明确了发展的方向，先进文化建设才有可能展开，“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27]这是我国进行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和理论基础。

其次，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是先进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8]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增强是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进行的，也只有这种民族意识在当代背景下的觉醒，才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文化挑战，充满自信地建设本民族文化的新形态，只有振奋民族精神，才能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巩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使他们真正投入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可以说，这种民族精神的培育，贯穿了先进文化建设的全过程。

再次，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这是先进文化建设的智力基础。全球化时代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更趋白热化，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才的竞争，是一种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要在这种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这是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四，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先进文化建设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先进文化建设，必然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为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所以，先进文化建设的顺利展开，必须以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基础。

最后，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是先进文化建设的制度保证。制度是一个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制度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要求，实现和促进社会的文化进步。

总之，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建设是21世纪人类面向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密切相关，只有保护好民族文化并采取措施促进民族文化的建设，才能继续推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为建构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奠定基础。(https://www.xing528.com)

三、民族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文化交流

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增强，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多变，由于国家利益的纷争所导致的国际冲突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国际政治领域里这些事件的发生经常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联，而一国对于本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本国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做出的，在这种背景下，各国之间展开的文化交流就是沟通思想的有效途径。通过文化交流能够改善并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友谊，改善并促进双方的政治关系。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民族文化多样性也日益发展，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只有在深入交流互换中，才能够加强了解与认识，从而为构建起一个合理的国际文化互动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国际政治领域的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它包括文化产品的物物交流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两个方面。19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由于交通和传播技术方面的诸多限制，文化交流的速度是缓慢的，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也很有限。西方国家从19世纪末起，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形式，即不仅对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进行交流，而且各种公共权力试图像对待产品和商品贸易那样对文化交流行使控制权，一些私人和私人集团首先成了文化交流的发起者。法国成立了“法兰西(语言)同盟”，意大利成立了“但丁·阿利盖利协会”，其他国家也建立了类似协会，此外还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教育机构。1875年，黎巴嫩的贝鲁特建立了圣·约瑟夫大学，而为巩固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国际合作而进行的最初尝试始于1913年，当时荷兰政府建议召开一次协商会议，目的是可能创立一个“国际教育组织”，由于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会议没能成功召开。从1919年起，各国干涉主义倾向的发展促使部分国家十分关心文化关系，意大利在1926年、德国在1933年、日本在1934年、瑞士在1939年都建立了负责文化关系的全国性机构，这些都促进了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刺激了交战双方自我宣传的需要，无论是前后方的沟通、传递和了解战况，还是为了鼓舞前方战士的士气，都加快了对信息交流传递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科技进步，相继产生的电话、电报、广播、电影、电视等先进的交流工具，使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日益增强，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感召力和交流效果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出版过有关战争中宣传成效的专门书籍，客观上也推动了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战后，欧洲各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都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发展，它们的任务都是为了促进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国际间的文化沟通和合作的可能。外交使团除了传统的军事和文职人员之外，都添加了文化参赞或专员，随后还增加了技术合作参赞或科学参赞。1946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成立，接受了在联合国监督下推动世界教育、科学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任务。

二战之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由于人们向往一种由国际谅解促成的持久和平；二是与原子能利用同样重要的发现和信息途径及工具的超常发展加快了科学进步的速度，使各国人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互相依存感；三是在智力方面合作的共同愿望，尤其是青年人渴望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四是受惠较多的国家对刚进入国际生活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知识传递。[29]这些都促进了国际文化关系的良性互动，使国际文化交流得以快速发展。

冷战结束以后，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它们与已有的文化理念相结合，促使文化交流飞速发展，文化交流的形式也变得丰富多彩，首先是在文化设施和机构方面，各大学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对外国的文化开放，通过互换教师和学生、增设研究中心、设立基金会等多种方式进行文化交流；其次，举办多种形式的展览、音乐节、电影节、电视节等活动，扩大出版物的发行、电台节目的播出等方式实现文化交流；最后，签订各种文化协议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换。

总之，文化交流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交流必将会继续向前发展，在文化交流中应该注意一些问题，以促进文化交流的良性发展，如不同文化的差异、不同文化的冲突点、科技对文化交流的影响、文化的延续与变迁、文化交流的控制以及文化依附和文化自立等，我们在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问题时，必须关注这些问题。

(二)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交流的新发展

自古以来，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未断绝过，传统的文化交流带有自发性、小规模和内容有限的特点，交流的主体多为商人和旅行家。15到17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殖民扩张，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制，因而，文化交流带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和信息传播的日益便捷，以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国际交往趋于频繁、密切，内容也日趋丰富。在这些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中，除了以民间的形式展开外，很大部分在国家政府指导下展开，从而逐渐成为当代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报纸、书籍、杂志持续发展，广播、电影、电视无所不在，互联网又成为人们的新宠，现代人几乎到了离开文化交流就无法生活的地步。从文化交流的方式来看，大众传媒是全球化时代里各国实施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广播电台、电视、音像制品、出版物、报刊杂志、外国新闻中心等大众传播媒介实施的国际文化交流，来推行本国的战略和政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够全面地、加速地进行，是与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密不可分的，网络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全世界的人们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进行更直接的文化交流。网络化、数字化这种媒体形式不仅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而且使其提升到信息化、知识化水平，从而使文化的全球交流展现出新的境界、新的层次、新的状态。网络具有资源共享性、信息交流方便快捷性、智能性、虚拟性、一体性等等特点，网络的这些特点决定它能扩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和交流，更新人们的观念，张扬人们的主体性，使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吸引、相互创造。但是，在网络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网络上处于垄断地位，不发达国家处于网络不发达状态，网络具有逻辑先在性，即它内涵了一定的逻辑程序和观念前提，采用协议规定了标准语言编写，因而，以网络为基础的这种全球文化交流的过程，带有明显的西方话语和文化、意识形态特点。所以，有人把互联网称为电子殖民主义、网络霸权主义或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等。

总之，网络一方面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另一方面，网络也有交流的不对称性，使非西方国家的文化面临着挑战，面对网络在全球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这种双重性，一方面要对西方文化的合理性进行反思，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吸取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也要用自己的语言建设网络，开发自己的网络软件，抵制西方话语霸权，使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进网络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三)全球化时代文化外交手段的运用

国际文化交流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从文化自身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不仅在国外展示自己的文化，推动本国文化走向世界，而且可以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引进国外优秀文化；从经济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今天，商业文化活动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国际文化交流还在外交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交流在外交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文化外交的意义如何呢？这首先需要从文化外交来谈起。

1、文化外交及其历史

基于文化在国际政治上的战略意义，以及在国家外交事务中的深刻内涵，各国都把拓展其海外的文化影响作为自身的神圣使命，作为外交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不仅仅是作为国家对外活动的背景、基础、动力和决定性要素之一的蕴涵因素，也不再只是国家为其政治或军事行动辩护和包装的手段，而是站在外交舞台的前台，自身独立地成为国家外交的一部分，即单独以文化为内容的新型外交形式——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指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文化外交问题涉及到多种学科，在此我们仅从文化传播学和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从文化传播学来看，文化交流包含两大类：文化制品(物质)和文化信息的交流。文化与传播密切相关，传播在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化的传播中寓教育、说服等传播功能于受众的愉悦之中，可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传播手段的发展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从国际政治理论来看，文化是实施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学者摩根索在其著作《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提出三种帝国主义的形态，其中之一是“文化帝国主义”。他认为，“我们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是所有帝国主义方法中最灵巧、最成功的帝国主义——假若仅凭文化帝国主义的确能成功的话。它的目的不在于领土的征服，也不在于控制经济生命，而在征服并控制人们的心灵，籍以改变两国间的权力关系。”[30]在国际政治领域，强国往往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能力向世界输出其强势文化，促使一些弱小文化群体成为西方强势文化的附庸，成为文化强国利用文化交流实施文化外交的一种手段。

利用文化来实现一国国家利益的做法古已有之。自古以来，由于文化交流广泛而深入地扩散和渗透到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生活方式等领域，国家不断加强对文化交流的管辖和控制，作为官方行为的文化交流始自古代。如中国汉唐高僧西游印度、元朝时期意大利马可·波罗东来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等等，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这些都是文化外交的古代形态，西方国家从事对外文化交往可以追溯到早期欧洲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在近代，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向世界各地的殖民过程中，伴随着殖民者枪炮的军事征服的是以传教士为先锋的文化入侵。例如，1844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黄埔条约》中，法国获得了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的权利，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之后，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利用大众传媒传递文化信息，进行文化外交，则是在20世纪出现的，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的一份官方报告叙述了文化关系和对外宣传的演变：“为提供本国的信息，以便本国的政策能被世界理解和接受，一直是我们外交工作的一部分，今天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以各种方式利用这个武器。”[31]法国、美国、西欧各国也都非常重视文化外交手段的运用，美国于1938年成立了文化关系处(Division of Culture Relations)， 1942年美国之音开始广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国际文化机构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45年美国有四十八位文化关系的官员，在三十个国家有七十个图书馆、二十一个文化中心，在其他美洲国家有三百所学校。[32]1946年，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提出了584号公共法案，开始了著名的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1948年美国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案，使得美国的国际教育交流合法化，1952年，美国政府花费1.628亿美元用于这类交流和国际文化关系，其中有包括七百三十万美元的富布赖特基金，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冷战后，美国进一步加大在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的投资。

从这些历史记录可以看出，文化外交手段尤其受到西方大国的青睐，在谋取其国家利益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为达到其外交目的而运用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33]今天，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外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文化外交手段的运用

国家制定对外战略、政策以完成外交任务，为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采用一切切实可行的手段，它包括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军事手段、文化手段等，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外交中的文化手段指“国与国之间所进行的一切官方或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34]因此，文化作为一种手段，在国家外交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文化外交手段是指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维护本国利益，利用官方或民间多种渠道，通过文化形式(文化产品、传播媒体、文化交流等)宣传、报道本国或他国的政策、文化价值观、思想观等内容的一系列活动。文化手段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对内宣传本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思想观、道德观、审美观等共有知识和国内政策及对外事件的看法、观点和立场；

二是对外宣传本国文化、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报道本国和他国的政策、观点。文化手段的“正向实施可以传播友谊，增进相互了解，进行善意引导，加强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其反向实施，就是宣传战、心理战，这必然导致对立以至仇视情绪的滋长。”[35]由此可见，文化手段的不同运用将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一个国家到底如何运用文化手段，关键在于外交决策者的战略目标。

文化手段在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中，作为国家间外交行为的一种辅助手段，有时甚至会成为一种主要手段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为达到一定的经济、政治、军事目标服务，文化手段被称为“外交中的第四手段”，与其他手段结合起来共同作用于外交。美国著名的富布赖特基金的创始人富布赖特在《外交政策的第四方面》中指出，当今世界外交政策不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和外交活动，我们必须向其他国家传播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影响下一代，对世界格局产生的作用要远远胜过军事和外交上的作用。美国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国务卿首席助理菲利普·赫库姆克斯指出：“除了政治、经济、军事问题之外，教育和文化事务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第四，也是最人道的部分。”[36]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对于现代国家外交政策来讲，教育和文化事务已是仅次于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的第四个领域。冷战后，文化手段的重要性得到增强，美国官方人士就一再表示，“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扬美国的诸政策，它的使命是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37]可见，文化手段在一国外交中的具体实施，对于实现国家利益来说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3、文化外交的地位与意义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从具有外交文化意识到从事文化外交实践的飞跃，大多数国家都进一步意识到，文化关系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文化关系之所以在当今世界的各种事务中占有相当重要乃至核心位置，是因为它不仅能够使国与国之间长期存在的所有关系更为紧密，而更重要的是，文化关系能在接触甚少或毫无接触的国家之间创建一种新的联系。正如在一个社会中，文化不仅不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之外的多余部分，反而恰恰是文化包容了一切。在国际社会，国家间的文化关系同样是国际关系中最为普遍、持久而深入的要素。基于文化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文化外交将成为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并立的外交的第三或第四方面[38]；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包含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成为国家外交中最核心的内涵，可以预期，文化外交在外交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时代即将到来。

总而言之，在外交的总体格局中，文化外交不仅构成了外交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整个外交的核心之所在，因此，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一切外交的实质都是文化外交。

基于世界文化的等差格局及其非均衡的乃至单向的流动态势，世界各国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自己的文化外交，谋求实现自身的国际战略目标，但是，不同国家的文化外交水平千差万别。经济水平高、综合国力强的国家，处于文化外交的强势地位，其文化外交的水平就高，成功的几率就大，就越容易实现自身的对外战略目标，因而，在国际文化外交的总格局中居于主导或支配地位；反之，经济落后、综合国力弱的国家，处于文化外交的弱势，则文化外交水平低，成功几率就小，难于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因而居于国际文化外交总格局中的附庸或从属地位。

如何在未来的国际文化版图上重新确立国际文化新秩序，自主和平等是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无论一个国家或民族多么强大，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时，都应该以平等的身份出现，绝不能因为自己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强大而企图在文化上也实行“霸权”和“垄断”。相反，无论多么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也为人类文明做出过贡献，它们在国际文化交流市场上应该享有平等参与的机会与权利，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交流、断绝与外界文化信息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而对国际社会来说，没有双向互动、只有单向传播的国际文化系统也是畸形、短视的。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来临的今天，伴随着各个国家和各级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日趋活跃，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着互动性的交流，在民族文化“自觉意识”日益强烈的条件下，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也更加频繁，这就要求人们把不同国家间、不同文化间、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放在首位，用“和而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积极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在交流中养成异文化、异民族共有的素质与能力，为建立一个合理而公正的国际文化新秩序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战略与管理》， 2003年第二期，第17页。

[2]同上，第18页。

[3]同上，第17页。

[4]费孝通：《民俗研究》， 2000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1年，第1期。

[5]彭萍萍：《民族主义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3年第1期。

[6][匈]卢卡奇著、王玖兴译：《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理——从谢林到希特勒》，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5页。

[7]K.R.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outledge&Kegan aul， 1962， pp.48-49

[8]马庆钰：《文化民族主义问题分析》，《新视野》， 1998年第6期。

[9]辛景亮：《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民族主义》，《教学与研究》， 1998年第5期。

[10]郭洪纪：《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观念和类型》，《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8年第3期。

[11]钱雪梅：《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世界民族》， 2001年第2期。

[12]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 1995年第5期。

[13][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14]同上，第255页。

[15]同上，第19页。

[16]同上，第69页。

[17]转引自向维凌、黄晓京：《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

[18]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9月7日。

[19]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20]阮炜：《文明的表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页。

[23][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24]鲍宗豪：《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7-108页。

[26]同上，第278页。

[2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2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29]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30][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31]Mark D.Alleyne，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95-P96

[32]J.M.Mitchell， International Culture relations， London：Allen & Unwin， 1986-PP51-57

[33][美]弗兰克·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钱存学译，载《编译参考》， 1991年第7期。

[34]畅征、王杏芳：《国际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35]俞正樑著：《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36][法]路易·多洛：《国际文化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37]刘永涛：《文化与外交：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65页。

[38]欧洲国家把文化外交称为第三外交。如德国前外交部长维利·勃兰特在1966年把文化关系称为对外政策的“第三根支柱”。而美国则把文化外交当作第四外交。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也提出：文化同政治、经济一起构成中国外交的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