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失落：代父现象的出现

3.父亲的失落：代父现象的出现

父亲的名义虽然能够代表社会伦理的权威，但能够取而代之的权威者甚多，这便形成了一种“代父”(surrogate father)的现象。如隐藏真相的养父(《和你在一起》中的刘成)；如作为父亲权力隐喻的师道(《卧虎藏龙》中的李慕白)，再如以父亲自居的伯叔(《菊次郎之夏》中的暴力“叔叔”)：形成了富有深意的自我救赎。在互换之中，“代父”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凸现了出来。这在父亲遭拒绝的当下，值得人们深思。

《和你在一起》的出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陈凯歌又一次成为了议论的焦点。人们或对江老师、余教授两元对立的性格定型表示不满，或对小春的命运身世以及与莉莉的交往的情节建构充满怀疑。但是，影片中的“父亲”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整个影片的意义流程看，刘成事实上的“养父”身份使情节故事明显翻新，但也因此落入了歌颂“好人好事”的下乘。刘成作为另类“父亲”，在刚露面时就被淹没在一片庸常的世俗话语中。在江南的小镇上，刘成是一个优秀的厨师，但是成为当地“名人”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儿子”刘小春拉琴拉得好。给小费、镇上喇叭广播刘成的新闻都是因为小春；当刘成带着儿子进城，自身的窘迫更为明显。同是从乡下来的，莉莉却认为，他是“土”，而小春却是“酷”；周围的人际关系，更是以小春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莉莉、江老师、余教授先后因小春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刘成为“儿子”的成功不惜一切代价，这已经超出了所谓的“望子成龙”的范畴。一方面，他对儿子成功的期盼带有浓厚的现实功利色彩(为儿子找余教授便是明证)，这种功利性很难不使人联想到他的动机；另一方面，在小春离开自己的一段时间里，他更体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忐忑。在可能失去儿子的隐忧中，他感受到了儿子的冷漠(这也是自身功利的追求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在异乡的孤独。当小春在城市里已经获得了某种成功时，他的生存却没有解决。他回老家的借口“为参加国际大赛筹集路费”，当然不合情理，在城市挣钱岂不是更多？而一定要赶在小春参加大赛的晚上离开城市，更显得意气用事：此时刘成已经意识到与小春的距离日渐遥远。因此，当小春放弃国际大赛主动跑到火车站，坚决地要“和你在一起”时，刘成才会如此得激动与动情。事实上，聪慧真诚的刘小春不仅挽救了凌羽的艺术生命，也不仅是对照了余教授的虚伪，更重要的是拯救了几乎绝望的刘成。刘成尽管给小春提供了生活的一席之地，但正是小春拯救了刘成一颗世俗的心：刘成获得了一种精神的救赎。刘成的获救是建立在小春天才般的艺术修为(使得刘成赢得他人的尊重)与纯真的心灵(使刘成获得父亲般的自豪)。当“父亲”被养父所替代后，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互逆。养父尽管行使“父亲”的权力，也承当了父亲的义务，但自身的缺陷却被“儿子”所拯救。这表明“代父”的权威已经相当地削弱，与不知情的儿子相互嬉戏，也暗示出父亲的传统威仪在“代父”这里逐渐地不以为然。(www.xing528.com)

但这种威仪在特定的语境中可能得到增强。如《卧虎藏龙》的“代父”李慕白，作为师道的象征，在西方个人主义盛行后暴露出种种缺陷后，威仪在宽容和道义中逐渐地增加了。身处东西文化交汇的急流漩涡中，华人导演李安却显得异常平和。这是基于他对父亲的文化内涵已经有了深刻的参悟。他的作品聚焦在中西文化的纠缠处，尤其是父亲形象，如早期作品《推手》、《喜宴》与《饮食男女》就被合称为“父亲三部曲”。但一举夺得奥斯卡大奖的《卧虎藏龙》似乎将父亲形象逐出了影像王国，留给玉娇龙的父亲的空间是少之又少的，而母亲也异常苍白。整个家庭的无伦无序，导致了玉娇龙生性的刁蛮自私。女儿的这种定性以极端的个人主义为基础，无父无母，无师无道，俨然成为一个精神上偏激孤立的个体。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读解出的李慕白对玉娇龙意乱情迷的非常复杂、细微的情绪很难让西方察觉；而认为是一次奔放执著的情感(玉娇龙与罗小虎)征服了庸常保守的理智(李慕白与俞秀莲)似乎与情节有些不符。《卧虎藏龙》之所以获得了如此盛大的赞誉，不只是提供了一个传奇的东方异域，而且引入了李慕白这一体现“师道”的维度，更凸现了教育问题。事实上，当他与玉娇龙第一次月夜见面时，就想收“天资不错”的玉娇龙为徒，并试图教以“做人处事”的道理。对玉娇龙的教育纠正并不是通过父亲，而是“代父”(师道)承担起了救赎的责任。在技术理性异常强大的西方社会中，实用主义彻底扭曲了家庭关系。而作为组建家庭的思想核心，个人主义在形成家庭凝聚力的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家庭的人际裂缝是个人主义不可能弥补的。家庭暴力、问题青年等事件的日益增多也暴露了父亲德行的苍白，以及社会中“师道”显见的匮乏。老师在传播知识的过程，逐渐与道德人格相分离，“师道”的这种德化感召力量的倾斜弱化正切中了西方社会的肯綮。因此，《卧虎藏龙》极力张扬东方文化中的师道，李慕白生动再现了东方的“为师之道”，既有对玉娇龙的欣赏宽容，也有对玉娇龙的严词斥责，更有对玉娇龙的牺牲殉道与德行感召。玉娇龙被感化的结局明确地体现了东方师道的成功。“师道”作为父亲权力的一种引申，成为了一剂有效的良方。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讲究奉献的东方师道，在西方观众看来，更具有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原罪”精神，突破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樊篱，以自我的献祭行为拯救了一只误入迷途的羔羊。这便给父子/女的悲剧性冲突提供了一个中介，得到了一种平和与舒缓的释放，社会也因之稳定。

如果说《和你在一起》的“养父”在成功地摆脱自己的功利观中体验到了文化感召与精神赎救，那么北野武的《菊次郎之夏》的暴力“叔叔”菊次郎却在一次带着小孩子正男寻找母亲的过程中，重新唤醒了生存的勇气。儿童的天真纯洁不仅驱散了成人的野蛮与无礼，更重要的是唤醒了成年人泯灭已久的责任感。混吃等死的菊次郎在一次貌似救助他人的行动中，获得了灵魂的自救。这种自救同样发生在父亲缺席、“代父”承担起儿子生活责任的过程中。父对子的恩惠关系被彻底改变：单向度的施舍与给予已经转变成双向的互惠。“代父”轻松自由地与儿子亲昵的交往，更令正面出场的“严父”忌妒羡慕不已。这种“代父”的现象正是在全球化的语境越来越分明显见，全球化的资本运作在促使“父亲”这一权威者崩溃的同时，也需要相当的约束与规范。于是“代父”因这种双重性便成为了理想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