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品格的真实”中真人真事作为艺术典型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一、“双重品格的真实”

“双重品格的真实”^[45]对于纪实电视剧而言,是指纪实性电视剧一方面在创作中要受真人真事的限制,另一方面纪实性电视剧创造的形象也是艺术典型。贝拉·巴拉兹强调纪实艺术“在于发现,而不在于虚构”,但这种对生活的发现一旦以一种艺术形式呈现的时候,它所表现的现实又是一种美学现实。在这里,“双重品格的真实”中真人真事作为艺术典型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其一,纪实性电视剧与真人真事的关系,体现为艺术文本与事实的关系。弄清文本与事实的差异,是理解纪实性电视剧所表现的真人真事作为艺术典型的基础。纪实性电视剧是真人真事的艺术化,是具有新闻色彩的艺术真实,这在前面的章节已经作过阐述。但这并不是说纪实性电视剧所表现的生活内容等同于生活现象或新闻现象。艺术文本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对客观生活的再现,可以达到逼真的程度,但文本现实不是生活现实。艺术文本是对事实材料的间接呈现,其中包含了艺术家的选材功夫,包含着演员的表演,它是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的艺术形象。

其次,优秀的纪实性电视剧是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蓝本创作的,其中的艺术形象大都具有典型的性格,既有生动、独特的个性,也具有丰富的性格的普遍性。电视剧《任长霞》所表现的主要人物任长霞上任伊始,只身下基层调查,处理了自称喝酒从不误事的郡海乡派出所长杨志清,忍痛执行铁的纪律,将杨志清降为普通民警;当场免除了接到报警不出警,躲在派出所里打麻将的银沙滩乡派出所所长周建伟;整顿队伍,提出局机关每早出操,首日出操处罚了迟到的刑警中队长邢凯和刑警小范;这些情节描写突出了任长霞雷厉风行、“言必行,行必果”的刚性一面。但同时任长霞又是一个“眼窝子浅,留不住泪”的女人,给儿子打电话流泪,给父母打电话流泪,在范村处理案件时,看着犯罪嫌疑人的老父亲抱着三岁的孙子赶出,听到小孩子的哭声,看着父子抱头痛哭,任长霞交给老人一百元钱让给孩子买点吃的,然后走到一边抹眼泪,可见其性格的柔性。这种刚柔相济的性格构成了人物的个性。《九·一八大案纪实》中刚上任的局长武和平,也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在大会上他立下军令状:此案不破,他武和平就地辞职。破案后,一向自视很高的罪犯刘农军临刑前提出要会一会这个一直与他较量、最后胜他一筹的公安局长,则是以细节从侧面显示出人物的智慧。此外《一个医生的故事》、《牛玉琴的树》、《郭秀明》中的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有时这些人物的个性甚至还是性格的弱点。在刻画这些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性格上,编导演大多作到了将人物性格“渗透到人类最复杂的心情里去”,^[46]使得人物性格在个性上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至于人物性格的普遍性,主要体现在这些典型形象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这些进入艺术家视野的真实人物,还承担着传达着当代社会理想,揭示时代丰富的社会文化蕴涵的任务,在他们身上,寄托着百姓的希望,体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和人类的良知,反映了当代社会复杂的社会现状,代表了当代人的社会理性,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www.xing528.com)

第三,作为艺术典型,纪实性电视剧中的人物还存在合理的艺术虚构成分。“生活中自然形态的东西,如果典型化不够它就失掉了电视剧的审美价值,但是,背离真人真事的典型化,则破坏了纪实性电视剧的‘纪实’这一本质属性”。^[47]因此,纪实性电视剧同样存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虚构成分。如早期纪实性电视剧《新岸》的编剧李宏林在《谈纪实性电视剧的创作》中就提到,“为了追求一种与人物内心状态和谐的艺术节奏,我把原生活中高元纲和刘艳华赶马车,改为赶着有铃声的牛车;把高元纲和刘艳华几年里的劳动场合集中在富有诗意的小河边。为了追求一点美学内容,刘艳华的犯罪活动故隐其后。”^[48]纪实性电视剧不虚构事实,但是却要模仿事实。不虚构人物,却要艺术地模仿人物,因此,纪实性文本就包含了编导演主观理解的成分,包含着对人物语言的重新组织、对事实的选取和集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区别于真人真事的本真状态,是一种艺术的真实。

因此,真人真事与艺术审美的融合,是纪实性电视剧的主要特征。纪实性电视剧表现的真人真事是艺术化的真人真事,是真人真事的典型化,是具有双重品格的艺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