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

一、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

普通人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来理解,是指社会生活中城乡居民的多数;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解,是有特殊蕴涵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最关心人的现实存在,重视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因此,普通人的概念,从质上言,又是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它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

从社会主体和历史主体理解普通人价值,需要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和普通人的现实处境出发。需要从日常生活和世俗精神来理解,但又不只是从世俗精神来理解其生存的价值。^[44]当代大众审美文化以世俗生活表现的历史,强调了生命个体的存在形态,尤其是情感存在形态,弥补了过去从普遍性理解普通人价值的不足,这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方面,但也导致了另一偏颇:“经过被自我意识化了的历史变成了一种历史的意识;把历史变成了历史的观念;把历史观念变成了观念形态的文本;把史实变成了被人们诉说或叙述着的故事;把历史存在变成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析;把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演化和嬗变程序……从而把历史变成被主观随意性所曲解和篡改的文本形态的历史。”^[45]从这个角度看,尊重普通人的历史理性从最具有合法性的层面看,不能摒弃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孤立地看待生命个体的意义。

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还有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蕴涵。现实题材电视剧对普通人价值的认定,包含把人的基本情欲的满足当作人的正当需要加以尊重和关怀,凸显了世俗的基本人生需求的意义。中国政治神话的破灭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把人的基本欲情作为合理的需要加以尊重和关怀,使得90年代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兴盛成为文化的主要事件。这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以普通百姓为主体的社会价值立场和价值观念,《渴望》宛如平常一首歌,作为文化宣言唱响了这种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主旋律。(www.xing528.com)

当然,在这种转向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现象。首先,电视剧的生产是一种文化生产,商业目的向美学原则的渗透,必然对人文精神造成负面影响。其次,现实题材电视剧还是当前流行的大众媒介文化的代表,其中包含的“标准化、复制、保守主义、虚饰和受操纵”的特征都会侵害对普通人的价值认定。第三,由于受到金钱的诱惑,大众文化的市场原则常常以消解艺术的独创性和想象力为代价,很容易使电视剧变成一种媚俗的平庸文化,其中一些对暴力、性的渲染会强化人的犯罪动机和欲望。第四,大众媒介哗众取宠地提取素材的特性也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正确判断,大众文化模式化的结构方式会使接受者审美能力退化。有人甚至借此认为它是一种堕落的、庸俗的文化,它逃避现实的深度,也把审美的快感简化为一种生理的快感。它降低了社会整体的趣味水平和文明质量,不仅不能带来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进步,反而会造成美学的退化和人们鉴赏能力的下降。它消解了社会的批判和否定精神,因而也消解了社会的进步力量和发展动力,从而可能导致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对社会的控制。^[46]

因此,探讨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首先要关心具体的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着历史活动的具体的人,根本上说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我国当代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关键。其次,探讨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还在于普通人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仅就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来看,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就包含了诸多对当前中国法制与道德建设有益的内容,“重人伦关系,重精神境界,重人道精神,重整体观念,重修养践行和重推己及人”,这些优良的传统包含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就是这些优秀传统所具有的艺术精神的活化石。第三,探讨作为历史主体的普通人的价值,还在于对世俗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认同。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蕴涵大量真善美的内容,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真善美也许能集中地体现在伟人身上,但面对世俗生活的庸常状态,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心态,珍视世俗生活中的情感价值,是绝大多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事物发展的过程当中,体现在它的当下性和它的真实性上,还在于对这类人的世俗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认同。

当然,普通人的价值还体现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包含了对大众审美观念的认同,体现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要求和现代法制社会对人的尊重。以普通人作为电视剧美学研究对象,其审美价值与中外文学艺术中对这类人物的理解略有不同。在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大师如狄更斯、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的笔下,普通人多是一些来自下层的“小人物”,对于“多余人”形象和“小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以饱含同情的笔墨刻画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和内心痛苦,使农民、城市贫民、小公务员等受苦受难的“小人物”成为文学注意的中心,成为“社会的一面忠实的镜子”。在我国,相类似的理论问题是60年代对写中间人物的批判。邵荃麟针对当时文艺界“写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不够”的现状,提倡要“写中间人物”:“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复杂的心理状态。”^[47]显然,在当时阶级论的背景下,中间人物所体现的“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48]是那些“身为劳动群众却存有缺点的落后人物”。它与当代大众审美文化中的“普通人”的概念所体现的正面价值是有区别的。这些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的普通人,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有泪尽情流》中的马小霜等艺术形象并不是在生活困境中趴下的“小人物”和“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而是坚强站立着的普通人;尽管他们在生活困境中有挣扎,有妥协,如与马小霜一起下岗的姐妹们也存在“也好也坏”的不道德行为,在关键时刻或涉及自身根本利益时表现出从自身利益出发思考问题的行为取向等应该给予否定的行为。但她们能够及时认识到自身的缺陷,并为之感到自责和痛苦,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从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理解普通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价值的具体存在形态,现实题材电视剧正是将这些价值化为审美形象,体现了现实的普遍价值关系,进而成为当代大众艺术的基本美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