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电视时空研究设想的分析

结语：未来电视时空研究设想

论述至此，我们就电视艺术时空在新语境下对传统美学的传承与发展所展开的探索之旅将暂告一个段落。很明显，关于电视的时间与空间，从概念到实践、从实践到语言，再从语言上溯到美学——在现象与哲学的交汇地带试图进行一番系统性的梳理是极其艰难的。在电视时空研究的未来领域，对其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需求而言，我们的工作只是一个开端和奠基性质的努力。也许，在我们继续此项研究的将来，将能够重新检验并重新修订我们今天所得出的结论，如同我们研究的对象——电视自身即处于一个不断更新自我的过程一样。但其中一个事实却是明确不变的，那就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重新整合电视时空研究的新时代，新的技术、新的媒介以及新的研究方法正在重新绘制电视的时空坐标，其疆界早已远远超越了电视二维屏幕的界限。

同时，我们在此前的论述中已多次表明，“电视是一种变化多端的实践、技巧和技术”（詹姆斯·海），其内涵意义指向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表征符号、叙事、接受、经济、技术、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交互作用。可以说，这诸多力量交织的节点恰恰成为电视向新领域延伸的起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成为一整套社会实践的方式，它们为上述过程的运行提供了再生产的基础和动力。因此，“电视批评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理解这些多元性的实践是如何构成‘电视’的；考虑它们与更为宏阔的历史与社会进程的联系，为电视无法脱离这些进程。”^[1]这一思路基本上能够适应当下美学转型的大背景：美学的多元化、审美的多元化、艺术的多元化、学科的多元化，一路发展下去，走出传统美学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域限，建立超越美学的美学是当代美学发展创新的趋向。也就是说，美学必须超越古老的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和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的矛盾，而这一切也将在对每一种艺术自身的具体分析中接受美学成效的检阅。

联系中国二十多年来电视理论研究的实际，我们看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中，电视作品及其相应的理论批评文章最初大多数凸显的是主题、人物、思想意义的诠释以及社会文明新风的建设。随80年代中期“新方法论”年的到来，电视艺术本体论美学理想的建设在这一阶段成为自觉追求，并获得初步的成效，于是出现了一个电视理论“寻找自我”的“发展期”。

然而，“确立自我”的工作尚未完成，甚至可以说很不彻底的时候，现实有了新发展，国内学者更善于理解与运用的新思潮、新方法已经蜂涌而至。

90年代的中国，经历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大变革，社会结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模式等等文化生活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巨大改变。而此时的电视又借助于高科技手段的推动，制作技术、媒体观念、节目形态、经营方式均呈现出质的飞跃，电视文化成为大众传媒时代的主角。由文化转型带来的现实的复杂化，造成传统艺术观念的痛苦震荡，一切似乎都需要重新定义，包括神圣与世俗，艺术与非艺术，美学与非美学，文本与非文本等等。

理论“自立”与创新的追求与应对复杂多变现实的学术使命，使得当代电视艺术理论的研究在热烈接受新方法的同时，也必然背负上了严峻的问题意识。如何借助新方法开辟的研究理路，使之真正成为理论发展的契机而不是又一轮西方话语的喧闹游行？如何在丛生的问题和无解的焦虑中尝试寻找“出路”，寻找通向美学重建、文化重建之路？如何使学术理论的话语注重的不仅仅是当下文化现象评析，更是本土思想在后现代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意义再生？连续不断的追问都不容回避。

新时代、新背景下，学术研究的视野不能也不应再局限于封闭的文本或者任一媒体本身，而是集中于更大的文化实践。这其中，电视文化的属性与功能、电视经营与管理、受众调查与研究、电视的社会实践功能与效应等等研究开始浮出水面并向纵深发展。电视研究从文本转向观众，转向观众所处的社会结构，进而转向电视所构成的文化和经济背景。电视艺术学的研究也必然深受影响。

为了继续寻找并理解电视在前进的社会中的多元实践与美学变革，以往关于“电视文化”、“电视时空”的固定观念与相应的研究方法都必须加以改变，基于这样一些思路，对于未来的电视时空研究，我想初步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关于时空美学的“本体论”问题：

为了有效改变当前“文化研究热”中“本体论”美学的薄弱状况，需要在美学转型的大背景中做好研究问题的“加法”和“减法”。^[2]检视并捕捉出现于当代美学史上不同阶段的核心“关键词”，考察这些变量出现的契机、缘由及其对美学研究的实际意义，在参数对比中摸索新美学的独特范畴是否出现的命题。因为这些参数的“历史性”出场与更替往往是由社会现实条件和艺术学科积累起来的诸多问题交互作用的结果。反过来，这种交互作用的结果又以相应的形式给学术以发展的契机和深刻影响。

这种思路可用于进一步考察电视时空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及其范畴，如“主体间性”、“互文性”以及媒体创意节目所推动的“剧场效应”等等。

第二，关于电视时空的文本：

电视节目在时空设计上的多样化尝试使得电视的文本衍生出多维的意义。这说明电视较之电影、戏剧、舞蹈和音乐而言，在通过不同的实践而产生意义方面更为突出，目前理论界开始关注的泛文本研究和电视新修辞研究趋向，都已经成为新美学的生长点。(www.xing528.com)

电视时空文本研究将会越来越关注文本与超文本过程的关系。电视诞生以后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将久已忽略的“叙事者”重新拉回到创作和理论研究的视野，而互联网的发展则继续实践一种“超级叙事者”（supernarrator）的观念。“超文本”命题对传统符号学理论、结构主义以及叙事理论研究方法提出了某种特殊而重要的挑战。电视作为我们社会主要的“讲故事者”，反映着我们的价值观并定义着我们对于现实本性的假设。电视节目通过所上演的价值观和替代性经验来影响人们进而推进权威意识形态。承认媒体这种潜在的力量要求我们在一个更为切近的层次上进行检视。考察电视的时空结构使得我们要对构成叙事的主要元素进行探究。通过考察结构，我们可以识别出电视叙事特殊类型中的那些有助于创造意义的规则和模式。

上述这些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传播与接受方式，都将成为传统研究方法重新定位的组成部分。

第三，关于电视时空的文类研究：

伴随电视超文本现象而来的，是电视时空类型研究的相应变化。电视是一个典型的“文类杂交体”（Generic Hybrid），此特征的明显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并且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制作与理论研究虽然离不开类型，但却没有必要过分夸大电视对类型的依赖作用，理由如下：其一，将“类型”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批评概念使用，目前国内外都存在着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繁琐的定义，判断特殊作品意象的困难，创作个体自身对“类型”理解各异以及公众心中对具体类型的认同也缺乏可供验证的证据等等。这表明各类型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内部差异性的特点在我们分析电视时空形态的第六章中已有明显表现。其二，电视的某些类型——例如观众参与的谈话节目、真实电视节目、还有媒介事件等，本质上具有超文本的模糊性。这部分是由于这些样式的惯用手法特别灵活，可以随意破除类型之间的既定规则和戒律，创造性地重组时空结构；另外就是其中的主持人可以充当多种角色，他／她可以是讨论的主持、裁判、调解人、某领域专家或代言人等等，这使得该类节目的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动态。其三，类型的惯用手法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例如警匪剧、历史剧包括纪录片等在主题、体裁和美学风格的变化等。其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电视类型之间的界限不断变化，且越来越相互交叉。事实上，国外的电视文类研究中就有观点认为，现代电视的特点似乎是逐渐取消类型的限制。新类型的发明或旧类型的混合赢得新的观众，革新的需要产生了修改类型的惯用手法之势。例如，在如今的新闻深度报道节目和媒介事件当中，小说体与非小说体之间的鸿沟经常被逾越。电视文献片和信息娱乐节目这两种新类型的出现也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同电影相比，电视使用类型的连贯性要差得多。就目前的创作及未来研究趋势而言，文类研究日益尝试着“将类型解释为一种动态的进程”（詹姆斯·海），将这个进程纳入特定群体或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来考察，不再视其为一个严格学理层面的种属区分，而是一组在观众心中既成的不太严谨的方法。将关注的重心移至不同方法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及其表达技巧上去，进而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致力于思考作品在用什么语言说话，这样的思路实为作品的读解模式研究，实际上仍然是对美学问题的关注与寻找。

第四，关于电视时空中的受众研究：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受众”概念自身及其研究方法在如今的电视研究和传播实践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视时空领域的扩展以及传播主客体间互动模式的发展，使得传统接受理论不再能够直接适用于电视的受众研究：以往可以最大限度忽略的观众个体差异、群落差异、社会语境如今成为形成电视“阅读”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且，不同国家观众在阅读活动中潜在的多样性和交叠现象同样对于电视文本意义的生成方式、叙事实践产生影响。以往惯用的各种概念，如开放性、不确定性、文本吸引力、路径诠释、阅读偏好等，很可能不再适用于新媒介文本和受众的整体分析。因此，未来电视时空场域中的受众批评模式需要能够整合这些差异，并将研究的重心引向电视修辞的策略、电视话语对于不同观众的定位能力等等。

如今，电视对于人类社会的塑造力正在不断扩展和演变，这种形势促使电视理论继续对其自身的关键概念、界说与建构研究对象的方法加以反思。我们对电视艺术的理解、对电视时空美学的把握还都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将继续沿着这一起点修筑未来的探索之路，因为我们相信，努力接近“电视”这一“人的延伸”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我们试图接近现代乃至未来社会的“人自身”。

【注释】

[1]［美］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361页。

[2]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证参见笔者《文化研究思潮与当代美学问题——兼论泛文化时代的电视艺术美学》一文，载《现代传播》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