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太累的曾国藩
曾国藩在生时便有“中兴名臣”之誉。他死前的两年，也就是他60岁生日的时候，年轻的同治皇帝赐他“勋高柱石”的匾额。这可视为官方对他一生事功的评价。他死后三十多年，社会对他的评价突起变化，骂他为满虏的忠实奴才、汉人的不肖子孙，到后来更将他钉死在“汉奸、卖国贼、刽子手”的耻辱柱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做官、打仗、理教案
在京师做官时，曾国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兼任过刑、兵、工、吏四个部的侍郎。中央六个部，他做了其中五个部的副部长，最多时一身兼顾三部。后来回湖南创办湘军。湘军是国家正规军事体系外的民兵组织，在正规部队的嫉妒和打压中，他咬紧牙关训练出水陆两军万余人马。打下武汉后又主动请缨，作出三路人马沿江东下直冲南京的部署，为湘军争来了国家主力部队才能得到的项目。他为此拼搏了十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爆发时，身为直隶总督的曾氏已请病假在家休养。处理教案是桩很棘手的事，不管怎样办，都难以有好的结果，这个情况曾氏是清楚的。既然在养病期间，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别人，但为大局着想，曾氏还是立即上路，临出门前将预先写好的遗嘱交给两个儿子。
办洋务
道光二十年，魏源曾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设想，但20年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个设想付诸现实。咸丰十年，曾国藩郑重其事地向朝廷建议：中国人应该自己来造机器、轮船、洋枪、洋炮，此举“可期永远之利”。皇帝旨准。于是，他在安庆办起中国第一家兵工厂，又给容闳六万两银子去美国买母机——造机器的机器，以后便有了江南制造局。他为中国人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命名，又重金礼聘当时第一流的科技专家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人充当技师。又和李鸿章一道提出一个创议：由政府资助一批少年出国留学，学成后回国效力。
创立湘乡文派(www.xing528.com)
除这些实际事务外，曾氏还为后人留下了1500万字的文字。这些文字除奏稿和书信中有一部分是幕僚代笔外，其他的都是他亲手所写。他的散文创作成就很大。在桐城文派日渐式微的时候，曾氏和他的弟子们在文坛上异军突起，以阳刚劲健的文风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湘乡文派。令人感佩的是，他一生写了1400多封给父母子弟的家书，即便军情危急性命堪虞之时，也没有忘记自己应尽的人伦之责。他还写了近200万字的日记。
除此外，他还编有《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两部书。他终生手不释卷。赴任途中，他在颠簸的马车里读书；行军时，他在逼仄的船舱中读书；双目基本失明后，不能读了，他便默诵诗文。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曾国藩是一个虔诚的理学信徒，曾经有过一段为时不短的严格修身养性的经历，要求自己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并用日记来自我监督。哪怕有一丝一毫不合规范的言行思想，他都要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且对此痛加责备，甚至不惜咒骂自己。据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载，曾氏在两江总督衙门里的卧室陈设异乎寻常的简陋：床上铺的是草席，被子是乡村土织布，马甲上打着补丁，布料既差衣又窄小，连当时的寒士都不会穿这种马甲。衙门厨房里没有火腿等高档菜肴，招待客人的酒也是临时去零买。赵烈文感叹：“大清两百年不可无此总督！”
曾氏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身上背着这等常人难以承受的沉重负载？原来，这是因为他要做圣贤。他说过，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他这种观念上的绝对，是他自找苦吃的最主要原因。曾氏眼中的圣贤是“三立”完人，即不但要立功立言，还要立德。曾氏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太看重个人的榜样力量，把这种力量估计得太高太重要。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曾氏全集诗文卷《原才》)地位和成就，使得他将自己列入这“一二人”之中，把自己视为天下人的榜样，负有引领导向的重大责任，故而要严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其实，一个人即使万分伟大崇高，也难有厚薄风俗的力量。何况，此人还是一个仅活了62岁的长期病号(他30岁即大吐血几乎不治，后半生又一直在牛皮癣的折磨中度过)。一个负载如此沉重的生命，其生也自然忧多于喜，苦多于乐，能不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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