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宋时期的开放政策
唐宋时朝是中华历史的一个鼎盛时期,文治武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朝和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放的朝代,唐宋统治者一改秦汉以来限制商业发展的“抑末”理念,积极鼓励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推行对外开放政策。
唐政府“主动遣使下海番以招番夷”,开辟广州、福建、扬州等东南沿海城市和唐都长安、洛阳等地为通商集散地。对于外国人移居中国,唐政府曾在737年专门作出政策规定：“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另外,还可免去他们十年的赋税。[8]另外,“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外市、进奉外,任其来往流通,自为交易”[9],并“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番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0],从而为外国商人创造有利的经商环境。(www.xing528.com)
到了宋朝太宗雍熙四年(987年),皇帝“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南海诸番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分赐之”[11]。体现出当时统治者在对外开放和招徕远人方面的决心和作为。南宋统治者则更清楚地认识到市舶之利的丰厚。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12],并采取放宽对番舶的限制、减轻关税等优抚政策吸引番商来华贸易。
唐宋政府对外商的一系列宽大政策,大大激发了外国商人,特别是具有经商传统的阿拉伯等地的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的热情。他们从“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积极从事珠宝、药材和香料等行业的经营贸易活动。他们中巨商大贾不断涌现,如“番商辛押陀罗……家资数百万缗”[13]。这种巨额利润的诱惑吸引了更多的穆斯林商人来华经商,他们如鱼得水,乐而忘返,安居不欲归者“或四十余年”,或“数十年矣”。再加上一些留华不归的阿拉伯贡使、大食兵、避难归附者以及被掠到中国的穆斯林,在华外国商人与日俱增。《旧唐书·鄧景山传》记载上元二年(761年)正月,田神功兵马讨贼：“会刘展作乱,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14]在这一场混乱当中,仅扬州一地的外国人就死亡数千人。当时全国的外国人人数之多,可想而知。宋代来华的穆斯林总数达到几万至十几万之多。[15]而且定居的规模、范围不断扩大,形成“波斯人村寨”、“番邦”、“番浦”等穆斯林居住区。随着外国人不断增多,涉外纠纷不可避免。因此,涉外司法制度在唐宋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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