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驿马的供给与来源

驿马的供给　唐宋馆驿的马匹分为驿马和传马两类，用途各异。驿马指驿中用于乘驿的马匹，传马即用于驾传车的马匹，劣于驿马，两类马都是每座馆驿应当配齐的。唐朝规定：官员、使客每至一驿，必须换乘新马以保护畜力。若至驿而不换马，当依律治罪；若人使至驿而无马可换，则当追究主驿官吏的责任。这使得马匹的配备和供给成为唐宋馆驿供给的要务。唐朝将陆驿分为六等，水驿分为三等，划分的依据就是马匹、车船数量的多少。

唐制：驿马车船皆“官给”。官给并不只是说由官方供给，也意味着官备官营。驿马配备的途径除了上级部门配给以外，更多的时候还得靠各地州县刺史县令驿长想方设法填补充足，以保证供应无阙。地当交通要道的州县，驿马的准备更是治内最切要的事务。同、华两州，地逼京辇，驿道所出，驿马疲耗，其数常阙。开成元年（836），卢钧自给事中出为华州刺史，“为市健马，率三岁一易，自是无乏事”（《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青史留名。

唐朝政府还不时给馆驿下达准备驿马的任务，这也加大了驿马的需求量。如开元十五年（727）二月敕，每年春秋二时公卿巡陵，“所须马以当界府驿马充”（《唐会要》卷二〇）。朝中公卿少说也有数十位，一人配马两匹，总数也相当大，地方官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若供应有阙，即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长兴元年（931）七月，明宗命侯三出使回鹘，沿路乘驿给程而行。经过醴泉县，其地“素无驿马，长吏供亿无准”。侯三至县，索驿马馆谷，适逢县令刘知章乘马出猎未回，未予配办。侯三怒而上奏，明宗得书大怒，促命械送知章至京，将致死罪，赖安重诲疏救，方得减死，配流沁州。

唐朝郎官、御史、中官出使，皆先以文牒转发沿路郡县馆驿，令配给驿马，谓之“排马”；这类文牒，谓之“排马牒”。天宝五载（746），李林甫命御史罗希奭至道州，重按王琚制狱，“希奭排马牒至，琚惧，仰药，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缢而卒”（《旧唐书》卷一〇六《王琚传》）。六载正月，林甫又分遣御史至南方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希奭领命，自青州经袁州、虔州至岭南，皆预先发排马牒，令沿途郡县备马。排马牒到宜春，李适之仰药而死，子霅亦见害。元和中元稹奉使东川，沿路州县皆排马迎候，其诗“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本事诗·征异第五》）说的就是这一制度。其《梁州梦》诗序：“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序文中“及阶”的“递乘”就是兴元府为他这位出巡御史配备的。

驿马的来源　来源之一是马监所养官马。唐朝在西北内陆和中原内地地阔人稀、水草丰美的区域设有养马的专职机构——马监，饲养各种马匹，包括军马和驿马。凡牧监之马皆烙上官印，“印右膊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侧以监名。……官马赐人者，以‘赐’字印；配诸军及充传送驿者，以‘出’字印，并印左右颊”（《唐六典》卷一七）。宋朝的驿马更紧张，类似政令颁布得更多，如至和二年（1055），诏修陕西蕃马驿，“每季敕沿路郡县察视之”（《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以备驿马之需。

来源之二是各地州军。唐代地方政府的驿马之事归州府兵曹司兵参军掌管。司兵参军掌管官印二：一曰驿字印，二曰地名印。凡驿马，都在尾左印上“驿”字，项左印上所出地名，以此作为它身份、地域与用途的标志。凡是具有以上两种印记的，都是驿马。

来源之四是皇室内厩所养御马。这些马匹本来是唐皇室的专用马，一般不轻易挪作他用。但驿马告缺的紧急时候，皇帝往往也以御马赐诸驿传，用作驿马。如元和中，李渤上疏宪宗论时政，谈及陕西境内“道途不修，驿马多死”的现状，“宪宗览疏惊异，即以飞龙马数百匹付畿内诸驿”（《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开成元年（836）二月，文宗又“以飞龙马二百匹赐京兆府，充给诸驿”（《册府元龟》卷六二一），尽管这只是应急措施，但仓促之间，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来源之五是四夷诸蕃。无论突厥、回纥、吐蕃、契丹，其生活之地自古以来都是盛产良马的游牧之区，唐朝常委托沿边藩镇，择使给券，诣蕃部买马。这些蕃国也常主动驱马到中国，以换取他们所需的生活物品。后唐同光中，西北诸蕃到中原卖马者，“往来如市”（《五代会要》卷一二），可见马匹交易也是唐五代边境贸易的重要内容，直到宋代还是如此。宋朝少马，骑兵所需壮马尤为紧缺，而西北边陲素多良马，因此宋朝鼓励边民献马。倘若有人主动将壮嫩好马赴京进贡，则必给予优厚奖赏和报酬，并“指挥经过州县馆驿支给熟食草料，如法供待，务在丰盈”（宋庠《元宪集》卷二八《府州勾招鞍马空名敕书》）。

尽管来源多途，但由于马匹需求量极大，故供不应求的时候还是居多。不得已的时候，官方往往采取行政手段强征民马，由州县之司下发文帖，令天下有马之家以私马助邮递军旅，并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百姓畏苦，多不畜马。有鉴于此，开元九年（721）正月诏：“自今已后，诸州百姓不问有荫无荫，若能每家畜马十匹已上，缘帖驿邮递及征行，并不得偏差遣帖助。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定户及差重色役，亦不须以马充财数。”（《册府元龟》卷六二一）以此来鼓励民间养马。然而随意帖征民马之事还是屡禁不止。唐后期制度废弛，权豪势要经常乱索民马，有时甚至强抢路人乘马，民不堪命。

驿马、递马之外，唐朝驿站另有递驴递驮，用于负重。开元三年（715），安西都护郭虔瓘“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胡注：“递驮者，沿路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可见以长于负重的驴骡驮运重物，也是唐代驿递制度之一。据同条胡注：“驴载曰驮，每驮一百斤。”其脚直因地形地貌的差异而各有不同。唐人小说里也有这方面的例子。《云溪友议》卷中《苗夫人》：“韦乃遂辞东游，妻罄妆奁赠送。清河公喜其往也，赆以七驴驮物。每之一驿，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驿，所送之物尽归之也。”这里的“驮”即《资治通鉴》所说的递驮。从小说看，西川馆驿以递驮载物，乃是常事。(www.xing528.com)

众多行李重物中，以灵轝最为沉重难举。若有官员死于远方，亦多以递乘运送灵柩回归故里。一些含冤负屈、死于异乡的良臣、功臣平反昭雪，就经常获得驿递灵柩还乡的圣恩。龙朔二年（662），庭州刺史来济阵亡，诏赠楚州刺史，给灵轝递还乡。开元二十二年（734），岭南采访使李朝隐卒于岭外，赠吏部尚书，官给灵轝，兼家口给递还乡。大和二年（828），棣州刺史奕濛愤于李同捷叛唐，密谋上变，事泄，举家被害，唐朝“诏赠工部尚书，仍许归葬上都，令所在路次州县，供熟食兼递夫等”（《册府元龟》卷一四〇），类似例子很多。

官员左降，罪犯流放，有时也下诏乘递驴赴任或赴流所。如咸通十年（869）二月，宰相杨收除名配流州，朝廷下令路次州县“给递驴一头，并熟食”（《唐大诏令集》卷五八《杨收长流州制》）。大和元年诏：“应配流灵、夏等州及天德军人等，自今后，宜许将家口赴流所，除本身外，亦据口数给熟食递送。”（《册府元龟》卷一四七）唐朝还以递驴运送囚徒之类人使物资。如贞元四年（785）八月，下诏搜集散在远方的“两都士庶”及诸州府县有官资出身者，“官给驿递驴，送至省”（《册府元龟》卷六三〇）。诸如此类的不时之需，还有很多，所需交通工具，也是馆驿必须配备的。

宋之马政皆因唐制，朝廷设群牧司及左右骐骥院，在河东、河南及福建等地置牧监养马，驿马有阙，令诸司配足。另在西北、河北等地置买马司，买马以补驿马之阙，又在民间置马户养马。然宋朝辖境皆传统农耕区域，产马量少质差。自古以来良马所出的西北、东北等养马之地或沦入敌手，或变为民田，皆不可复得，惟故较之唐五代，宋代马匹缺乏的情况更加严重。京师重地官员出门，都得赁驴而行，人称“（在）途之人相逢，无非驴也”，熙宁中才“皆乘马”（《麈史》卷三）。直到南宋前期还是如此。高、孝宗朝，因为马少，文武官员出行，常常取驴骡以代。陆游从军南郑，经常因公出使办理军务，照例应乘驿马，但常无马可骑，只得以骡代马，并作诗以纪，如云：“常思南郑日，县驿跨骡归。”（《剑南诗稿》卷七三《秋冬之交杂赋·又》）晚年居京城，“随计入都今四纪，驴寒仆瘦只依然”（《剑南诗稿》卷六八《题驿壁》），也是无马可骑，他的事例在宋代有一定的代表性。

宋代外患严重，上乘的马匹都被用于边备等重要场合，剩余的才能考虑到馆驿的需求，但这样的马往往体力耐力差，不堪驰骋，易死损，驿马的供应遂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宋初诸州馆驿就阙马甚多，递马不足，往往取民马补之。太祖、太宗两朝，河北的德州一直都是征用民马以备驿传，开宝五年（972）方诏罢之。但河北等地还是常“赋民马以给驿”。咸平二年（999）索湘为河北转运使，奏罢其事，改以兵卒代之。

据《文献通考》卷一六〇，宋朝的官马分为御马和其他用途马两大类。御马有三等，其次给用又分十五等^[34]：1.简中马；2.不得支使马；3.添价马；4.国信马；5.臣僚马；6.诸军班马；7.御龙直马；8.捧日龙卫马；9.拱圣马；10.骁骑马；11.云骑马^[35]；12.天武龙猛马；13.杂配军马；14.杂使马；15.马铺马。十五类中，多数可用作驿道骑乘，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馆驿对马匹的需求。如第四等国信马主要供国信使在宋辽通聘的河南、河北驿路上使用，第五等臣僚马给臣僚出门乘坐。但专用的递马只有第十五等——马铺马，等级最下，质量最差。其他各地被用作驿马的，多数也不是什么好马。如泉、福州兴化军有洲屿马，“皆低弱不胜具装，第以给本道厢军及江浙驿置之用”（《文献通考》卷一六〇）。“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1069）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宋史》卷一九八《兵十二》）可见事势的窘迫。

有时也以废弃马监的剩余马匹以给邮传，如熙宁中，诏废天下马监，“止留沙苑一监。选其马可充军马用者，悉送沙苑监，其次给传置，其次斥卖之，牧田听民租佃”（《涑水记闻》卷一五）。熙宁七年（1074）二月，废郓州东平监，“以其牧地听民出租，以其马给禁兵邮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〇）。后来又有五监相继废弃，其马充驿传者不少。

牲畜草料的供给，也属馆驿供给的重要项目。以宋朝为例，除驿马之外，还有所谓递马、纲马，“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容斋随笔·续笔》卷五）。所有草料都由诸路馆驿支备。若有军队出征，所需马匹粮草就更多了。唐朝每逢出兵征战，皆令沿途馆驿给公乘，兼供熟食。贞观十九年（645）远征辽东，大军数万，往返军需、前后战役斩获，皆由馆驿运输。十万兵士，并给程粮，放还本土。上元元年（760）九月，肃宗令郭子仪统诸道兵马十余万众讨伐安史叛军，取邠州、大同路以向范阳，除自备六十日程粮十驮外，其余遣发马畜草料，令所在之处供给。乾符元年（874）冬，西川节度使高骈奉敕抽发长武、鄜州、河东等道兵士赴剑南行营助攻南诏，各路大军纷纷南进，导致馆驿穷困，流移者众。唐后期，类似这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颇多，加重了馆驿的经济负担，艰于供拟，以致道路邮馆之所，马倒官逃，驿吏惊奔，因无法经办而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