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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态的内涵与考察意义

时间:2023-05-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生态的破坏有多方面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精神生态的先在破坏。人类基本精神的丧失,乃是一切生态破坏现象背后最深的根源。为此,戈尔呼吁“需要培养一种崭新的精神上的环保主义”![2]这些也都关涉到人类的精神生态的问题。理性是古典文化的骄傲的成就,也是古典精神的灵魂。

精神生态的内涵与考察意义

一、精神生态的内涵与考察意义

从当前的生态学界研究的状况来看,关注自然生态的比较多,关于人的精神生态方面的研究很少。生态的破坏有多方面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精神生态的先在破坏。《中庸》有句极深刻的话,“不诚无物”。人类基本精神的丧失,乃是一切生态破坏现象背后最深的根源。阿尔·戈尔(Al Gore)的《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一书中提到,环境危机从根本上说来就是“现代文明”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我们日益沉溺于文化社会、技术、媒体和生产消费仪式的形式中,但付出的代价是丧失自己的精神生活”,进而认为:我们对地球以及社会生活的体验方式是由一种“内在的生态规律”来控制的,凭借这一“内在的生态规律”我们把自己的“感受、情绪、思维以及抉择同我们自身之外的各种力量联系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人类的这一“内在生态规律”彻底失去了平衡,人们在“物”的丰收中迷失了“心”的意象,更深层的生态危机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为此,戈尔呼吁“需要培养一种崭新的精神上的环保主义”![1]

《六祖坛经·疑问品第三》以城喻人,说世人自己的血肉之身就像一座城池。眼、耳、鼻、舌是门。外面有五个门,里面有一个意门;心是土地,本性就是国王。本性在则王在,本性离开了王也就没有了。麦克卢汉以借喻的方式将媒介传播与人体的器官联系起来,提到两个例子:“乔伊斯在他的小说尤利西斯》中,用城墙、街道、城市建筑等市镇组织来给各种人体器官命名。城市和人体的相似性使乔伊斯构建了古代的伊萨卡岛和现代的都柏林市之间更深一层的相似性,创造了一种深刻的古今人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超越了历史。”“波德莱尔原想给诗集《恶之花》取名为《肢体》,因为他心中的城市是人体器官总体的延伸。他认为,为了放大或增加人体官能的力量,我们放任自己,我们的自我异化是邪恶的花朵或赘生物。对于他来说,城市,作为声色追求的放大器,具有整体的、有机的和心理的统一性。”[2]

这些也都关涉到人类的精神生态的问题。关于怎样避免精神污染,我们在中外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都可以找到相应理论资源。比如,我们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对于优生之道尤其是胎教的重视。晋代张华博物志》卷十说:“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听诵诗书讽咏之音,不听淫声,不视邪色。以此产子,必贤明端正寿考。所谓父母胎教之法。故古者妇人妊娠,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恶则恶矣。”李唐之初,大医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还记载《文王胎教》说:“凡受胎三月,逐物变化,禀质未定,故妊娠三月,欲得观犀象猛兽,珠玉宝物,欲得见贤人君子,盛德大师,观礼乐钟俎豆,军旅陈设,焚烧名香,口诵诗书,古今箴诫。居处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慧,无疾。”佛教的教义中关于重视净化我们的内心,扫除贪、嗔、痴三毒,使心灵解脱自在,尤其是无我的教义,去除人的占有心态,不执著而透显解脱自在的生命境界,将此同情心推广至其他种族、其他物种、祖先及后代子孙的幸福,以确保生态圈的活力与社会的永续存在,具有了生态关怀的内涵,更是生态关怀的宗旨。(www.xing528.com)

在西方文明中,“精神”这一概念更多的指向“理性”,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斯宾诺莎的“理性直观”、爱尔维修的“判断思维能力”、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虽有唯心唯物之分,但基本都把精神等同于思维和以思维为内核的人的意识,等同于人的认识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这些思想遗产直接影响了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并成为西方现代社会认知世界的哲学依据。

理性是古典文化的骄傲的成就,也是古典精神的灵魂。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社会的工业文明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时,西方便展开了对于自己生存模式与发展道路的反思,包括对于西方哲学的反思。在现代思想史上, 19至20世纪之交的哲学家尼采最为尖锐地意识到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危机,并宣告理性与上帝同时覆亡。进入20世纪以来,无论是现象学、分析哲学还是解构主义,都对这种理性的权威发出了质疑,从而形成了“理性的中断”或“理性的终结”思潮。在科技文明世纪性大扩张中,生命和科学因技术主义的全面浸渍出现了“意义危机”(胡塞尔),其中,关于“精神”(理性)含义的重新界定,成了这一反思运动的最为醒目的一页。[3]对理性和意义的总体质疑,尽管直接产生于“上帝之死”、“人之死”、“主体之死”、“知识分子之死”,使得真理和意义都成了问题,生命意义和价值问题重新成为新世纪的核心问题。

面对21世纪有人做出这样的预言:新的世纪将是一个“精神障碍症大流行”的时代,日渐深入的生态危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征兆,地球上人类社会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正在不知不觉向着人类的精神世界迅速蔓延,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精神的失落、精神的衰微越来越引人注目,不少人对此表示惆怅和忧虑,表示痛心甚至愤怒。文学家乔埃斯(James Joyce)在一篇论及文艺复兴的文章中说:“与文艺复兴运动一脉相承的物质主义,摧毁了人的精神功能,使人们无法进一步完善。”“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泪水!”[4]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新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失所决定,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5]根据当代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现代人表现出的精神症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精神的“真空化”;行为“无能化”;生活风格的“齐一化”;存在“疏离化”;心灵的“拜物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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