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的电视批评的分析介绍

二、布尔迪厄的电视批评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ourdieu 1930—2002)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近四十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引用最多,“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批判哲学的思想资源基础上革新了社会学方法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 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以激烈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著称。”^[42]

作为批判社会学的大师级人物,布尔迪厄一生涉猎广泛,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布尔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有关电视批评的《关于电视》一书,更是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理论包含这样三个核心概念：“场域”、“习性”、“资本”。

“场域”(field)：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而是研究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的综合性结构。布尔迪厄将“场域”看作是一个网络,一个不断建构的结构,在这个网络中,存在着占有者、行动者和体制性的多重权力结构。整个场域又可以分成艺术场、宗教场、经济场、学术场、法律场等。场涉及的是对人们的关系、地位的分析,对行动者占据的位置的多维空间的阐述。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敞开的游戏空间,每个场都是斗争的场所。在权力的控制与被控制、制约与反抗之间,随着力量的此起彼伏、权力的犬牙交错,斗争使场的边界不断发生变化,引起场之间的流动,不断改变着场域的某些形态,进而产生新的场域。

“资本”(capital)：资本就是一种权力。资本分为三种：1.经济资本；2.文化资本；3.社会资本。三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经济资本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直接反映权力和财富分配特征；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是象征资本,具有更隐蔽的形式,而象征资本所起的作用是掩盖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并使之自然化,合法化。文化资本的特点在于,它是以受教育的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人们在文化知识、教育中不断地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权力。现代社会的证书和学历,成为人们所力求获取的自身价值认同和保障,这正是官方认可的体制化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或者潜在的资本集合体,社会资本主要是一种社会的声望、知名度及其占有文化象征和经济资本数量的程度,它得到各方的普遍性认同,从而产生一种社会的价值增值效益。

“习性”(habitus)：即人的社会生态性,这既有先天的因素,又不完全是先天的,而是在社会化的个人境遇中逐渐习得的,并逐渐演变的“第二天性”。个体的遗传或者个体本身所带来的东西,只是其生命发展中一个基本要素,而不是其全部密码。人在历史中不断地通过实践改变外部社会时,人本身的天性也随着实践活动而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人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习性和场域、资本是一种互动关系：人的存在,既存在于场域中,又存在于习性中；场域构造习性,人的创造离不开场域、离不开资本；习性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和价值世界。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的批评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关于电视》(又翻译为《论电视》)一书中, 1996年3月布尔迪厄应法国电视台之邀作了两次讲座,该书是根据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由于电视播出的影响力,这本书从一出版便长期名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在电视上批评电视,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布尔迪厄因此也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在知识分子如何选择传媒、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上,布尔迪厄成了争论的焦点,在电视上批评电视,有人质疑,布尔迪厄是在对电视作批判,还是与电视共谋?周宪作这样的理解：“与阿多诺式的在媒介体制之外来批评媒介的方法相比,布尔迪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似乎带有更大的破坏性,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为人所忽略的那一面。”^[43]对此,布尔迪厄毫不讳言：“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政治干涉和政治控制的确存在。”但是他仍然倡导知识分子应该在不丧失批判性立场的前提下多多介入电视。他也因此被称为“介入型知识分子”。

“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电视对政治生活和民主同样有着不小的危险。”由这一基本判断出发,《论电视》一书的确设立了一个空前强大且富于力量的批判机制,借助这套机制,人们第一次有可能彻底认清电视的本质以及它所带来的全部影响。

《关于电视》有这样两个基本主题：第一分析论证了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而是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第二涉及到电视与商业的关系,重点分析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作用。(www.xing528.com)

在电视反民主的象征暴力这一功能的批判上,布尔迪厄主要阐述了以下一些观点：

“电视求助于双重意义上的戏剧化”,结果却是“导致了千篇一律和平庸化”,“它将某一事件搬上荧屏,制造影像,同时夸大其重要性、严重性及戏剧性、悲剧性的特征”。电视记者有着特殊的“眼镜”,选择的原则“就是对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他们对于那些寻常中的非寻常的东西,诸如火灾、水灾、谋杀、各种社会新闻等,赋予特殊的位置”。

在梳理电视的历史发展这条线索中,布尔迪厄认为, 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关心和追求的是文化品位,它利用自己的垄断给公众强加了有文化追求的产品,包括资料片、经过改编的古典作品、文化讨论会等等。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最广大的观众,竭力地迎合并利用公众的趣味,给观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比如脱口秀、赤裸裸的社会经历曝光等等,而这些都不过是满足观众的“偷窥癖”和“暴露癖”。并认为：如今,用最美好的情感,制造的却是“收视率”。

布尔迪厄主要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快速思维”。受收视率影响,也屈服于紧急性的压力,电视制造了一种快速思维,也培养了一批“快思手”,电视赋予那些认为可以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以话语权。在电视中,交流是表面的,真正的交流并不存在。真正的思考需要论证、需要时间,电视培养了一批“快思手”,他们以“固有的思想”来进行思维。他们是“媒介常客”,时刻准备制造文章或提供访谈。“在日常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老生常谈’具有这样的特效,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并在瞬间接受：正因为平庸普通,所以他们为发话者和接受者所共有。而与此相反,思想就其定义而言,是颠覆性的：它必须以解除‘固有的思想’为前提,然后应该加以论证。”“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消化过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同时他认为影像文化的特殊优越地位,使得电视在新闻场中经济实力和符号表达力都占据上风,进而对其他媒介构成了一种暴力和压制,甚至影响到它们的生存。

在电视受商业逻辑制约的批判上,布尔迪厄的批评矛头所向,不是制作人,而是整个电视的制作和运作机制。为此,他引入了“新闻场”这一概念：“为了不仅仅限于对电视演播台上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描述——不管描述的多么详尽——而要再进一步,力图弄清能阐述新闻工作者实践活动的机制,那就必须引入一个‘新闻场’的概念”,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顾客直接的认可或收视率间接的认可来进行的。”新闻场直接受需求的支配,也许比政治场还更加受市场、受公众的控制。与此同时,所有的文化生产场都受制于新闻场的结构,而媒体的从业人员也在被场的力量所控制着。“一个越来越受制于商业逻辑的场,在越来越有力地控制着其他的天地。”从文化生产场与商业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解读和批判电视,这是布尔迪厄给人启示最大之处。

布尔迪厄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认为：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日益明显。知识分子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论辩之外,而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等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政治权力。这些新贵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优越性。传统文化发现自己被贬到无用雌伏的地位。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这一套机构只是电视德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电视成了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

1991年11月,布尔迪厄和美国前卫艺术家哈克在巴黎的一间小屋讨论了“何谓自由交流”,这一次的谈话,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有效、可行的途径,让当代自由知识分子在坚持人性、真实、平等的基础上,在精神领域和物质世界都能够自主、独立地坚持价值批判。而越是意识到多数知识分子耽于“生活在别处”的现实处境而自动放弃了言说的权力和行动的自由,布尔迪厄就越是意识到善用媒体对知识分子来讲意味着什么。在这次谈话中,布尔迪厄大声疾呼知识分子与传媒的联合。

布尔迪厄提出了“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们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布尔迪厄语)和“知识分子成群结队走向大众”(赛义德语)已经成了当代社会文化中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对待大众的态度上,究竟应该讨好大众还是保持相对独立性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可是当今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要求电视为他们扬名,而在过去,只有终身的、而且往往总是默默无闻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们获得声誉。这些人保留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外部表象,看得见的表象,宣言啦、游行啦、公开表态啦。其实这倒也无所谓,关键是他们不能抛弃旧式知识分子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即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而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布尔迪厄在此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

对照中国电视发展历程,与西方国家相比,虽然我们的发展比较滞后,但这样一个基本线索是相对一致的。当代中国电视所探讨的很多热点问题,包含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问题、栏目的克隆与雷同化问题、收视率问题、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问题、文化明星问题、对待电视的态度问题等等,都可以从布尔迪厄的理论中找到呼应,得到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