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器大工业的飞速发展
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高度评价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给生产力带来的巨大进步。“资产阶级在她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19世纪上半期（1820年前后）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其他国家，诸如法国、德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经济上的伟大变革，它带来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巨大转折。这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现象。工业革命促使传统几世同堂的大家庭解体，家庭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同时，也在衣服、食物、住房和娱乐等各个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业文明的兴起，“淹没了传统社会的文明和文化，不但变革了自然和社会，而且改变了人的观念和生活习性”[2]。
领时代之先，英国的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工业的发展使古老的水陆交通工具受到严峻挑战。马克思指出：“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工具，很快又成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3]蒸汽机的发明给人类认识和运用自然力和能源带来了重大突破。它很快被配置到了轮船、火车以及各个生产领域。
由于英国拥有海上霸权，所以其纺织业、机器制造业、造船业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已经取得了世界工业和贸易的垄断地位，成为“世界工厂”。恩格斯高度概括了英国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他说：“约在上一世纪中叶，英国是棉纺织工业的主要中心，由于对棉纺织的需要急剧增长，那里自然就成了发明机器的地方，这些机器借助了蒸汽发动机，首先完成了棉纺织业的革命，接着完成了其他纺织工业的革命。大不列颠一片容易开采的煤田，由于采用了蒸汽，现在已成为本国繁荣的基础，伸延很广的铁矿挨着煤田，便于制铁业的发展，而对发动机和其他机器的需要，更使制铁业获得了一种新的刺激。以后，在整个工业体系的这场革命中，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约有25年，战争几乎把所有竞争国家的船只都从海上赶出去了，从而使英国的工业品在大西洋彼岸的所有市场和欧洲某些市场上获得了实际的垄断地位。当1815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机的工厂的英国，已经能够供应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还几乎不知道蒸汽机，在工业生产方面，英国已远远走在它们前面了。”[4]英国同时拥有海上霸权，拥有大片的海外殖民地，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机械工业的发展和中世纪手工劳动的形式的衰退并行不悖。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古老的手工业的作坊生产方式和交通形式正在消失。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坦承自己是对当时现实怀有不满与遗憾的人之一。“今天，哪怕是在文明国度的穷乡僻壤中，田地间的手工劳动也正在迅速消失，对这一现象深感惋惜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在《手工艺的复兴》中集中探讨了“机器的生产与手工艺的对立而造成的对艺术的影响方面”[5]。
工业化的后果令不少知识分子感到震惊。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利用国家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改革劳动状况，这导致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困惑也使一批建筑家、艺术家对资本主义的劳资对立状况感到无能为力，典型的反映就是逃逸到理想化的中世纪、哥特时期去寻找慰藉。这是工艺美术运动产生的根源。
二、对矫揉造作、装饰繁琐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反拨
工业产品可以批量生产，价格低廉，能为广大消费者所接受，19世纪早期的手工艺品也因艺术与技术的分离而走上繁琐俗气、华而不实的装饰道路，比如维多利亚风格。维多利亚女王时代（Victorian，1837—1901）道德标准陈腐伪善，文艺风格华丽藻饰。英国统治阶级为了推行殖民政策，大力鼓吹好战的沙文主义，美化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在文学中宣传冒险、犯罪和颓废的内容。比如柯南·道尔（1859—1930）等作家描写海上冒险、神秘的异国情调、侦查凶杀等故事，引导读者脱离社会现实斗争。当时，典型的英国住宅布局对称，表面粉饰，光线暗淡，堆满家具，幽僻而闭塞。设计墨守成规，装饰造作而浮华（图1－1），繁多而冗赘（和图1－2）。这促发了莫里斯对维多利亚趣味的革新，比如“红房子”（the Red House，又译为“红屋”）和“苏塞克斯椅”的设计。（关于“红房子”，我们将在第二节中读到。）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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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三、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
19世纪中叶，整个社会弥漫着“为艺术而设计”的唯美主义设计观。工艺美术品刻意模仿历史风格，成为“精英艺术”品而不是为大众服务的艺术品。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工业博览会。建筑师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展览大厅。大厅全部用钢材和玻璃构造，被称为“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图1－3）。当时的展品中，工业产品占据很大比重，外形也相当丑陋，工匠们的各种尝试性装饰，犹如乐队演奏前的调音，杂乱无章。博览会旨在促进工业设计的发展，不料却普遍反映了“为装饰而装饰”的现象，因而遭到了组织和设计此次博览会的建筑师普金（Augustus W.N.Pugin，1812—1852）和艺术家柯尔（Henry Cole，1808—1882）的强烈批评，也引起了对装饰风格的讨论。尽管博览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对艺术设计观从“为艺术而设计”向“为大众生活而设计”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意味着设计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同时也可以说是工艺美术运动的导火线。
图1－3
四、普金道德主义的影响
普金这位天生早慧后来又早逝的设计家对当时整个欧洲设计标准的混乱深表忧虑。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艺术是该国家人们道德水准的表现。”[6]早期粗糙的工业产品被认为是降低了一个国家的审美水平，而普金认为只有基督教的哥特式的艺术才是医治的良药。他始终倡导恢复哥特式风格。哥特式风格成了基督教文化的象征。普金热衷哥特式风格，是因为他把这种风格看做是一种道德力量，是一种改变他所处社会中“从所有时代及阶段借来的风格和象征的大杂烩”的方法，他在装饰艺术中发现了一种道德力量，一种能改变社会状况的方法。普金强调“自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看来，“自然”是那种为中世纪伟大建筑的装饰者提供原型的“自然”。普金坚持设计的完整，而且坚持营造的完整，关于建筑，他曾立下两条定律：“一是建筑必须便利生活，讲究结构，合乎时宜，否则就没有任何特色可言；二是所有的装饰物必须使建筑的基本结构更加丰富。”这两条定律也可以简单概括为：功能要好；装饰与功能相吻合。当然，它们也可从建筑领域延伸到家具的设计领域上。普金反对冗赘的装饰，他本人的设计具有简洁和坚实的风格，可谓独具匠心。普金这种忧虑和思想最终在“工艺美术运动”（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又译为“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约19世纪下半期～1910年）中得到共鸣。以后在《包豪斯宣言》中也有许多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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