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艺术本质观念中“情”的内涵

第二节　元代艺术本质观念中“情”的内涵

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表现，“缘情言志”更是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核心精神之一，由此而衍申出的艺术本质观念更是不胜枚举，从先秦时期《尚书·尧典》所言“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乐记》所言“凡音者，生人心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到汉魏时期董仲舒《法言·问神》所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钟嵘《诗品》所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再到唐宋时期孙过庭《书谱》所言“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隐惨，本乎天地之心”，严羽《沧浪诗话》所言“诗者，吟咏情性也”，郭若虚《论气韵非师》所言“夫画，犹书也……本自心源，想成形迹……得自天机，出于灵符……发之于情思，契之于绡楮”等等，都是倡导“缘情言志”的艺术本质观念。这种观念遍及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诗文、乐舞、书画等都是因“情”缘“志”而作，具有深刻的情感性意蕴。

元代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自然洋溢着孕育于母体的精神意蕴，同时，它也以自身的时代特色赋予了中国传统艺术“缘情言志”的审美思想以新的意旨，展示了元代艺术所寄之“情”的独特内蕴。

一、民族情结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深染儒家“夷夏大妨”思想观念的元代艺术家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郁结于胸中的民族情感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经常将内心深处的愤懑与激情寄寓在艺术创作中，郑元祐《遂昌山人杂录》记载：闽人郑所南先生，“其所自赋诗以题兰，皆险异诡特，盖所以输写其愤懑云”^[47]。这种“愤懑”郁积着山河易代的痛惜，所以郑思肖画兰无土，自释为“土为蕃人夺，忍着耶！”^[48]他忠于宋室的信念十分坚定：“纵使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真父母。千言万语只一语，还我大宋旧疆土。”^[49]他甚至在自己的屋前悬挂一块书有“本穴世界”的匾额，暗寓“大宋”之意。其《题兰》一诗更将缅怀宋室江山的悲郁之情抒泄得荡气回肠：“一国之香，一国之殇。怀彼怀王，于楚有光。”^[50]元末倪瓒《题郑所南兰》曰：“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51]，足见这位遗民画家内心深重的民族情结。

元初其他遗民画家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流露出浓厚的民族情感。钱选的《梨花图》以“梨花”谐音“离华”暗寄失国之痛，题诗中亦倾诉了他对失落宋室的悲楚之情：“寂寞阑干泪满枝，洗妆犹带旧风姿；闭门夜雨空愁思，不似金波欲暗时。”^[52]龚开笔下的腰束兽皮、头戴蒙盔的冷瘦群鬼更寄寓了“扫荡凶邪”的打鬼复宋意图。颜辉的《百猿图》以画猿寓仁，抨击了元初统治的残暴与黑暗。源于民族情感的激烈抒泄，元代艺术家们创作出了体现出宋元易代这一鲜明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辉将南宋遗民画家称为“不仕而有志的文人”^[53]。

元人在戏剧艺术中也寄寓了同样的离乱之悲与民族之恨，特别是历史剧的创作，在对历史故事的编撰过程中，元代戏剧作家们抒写了浓厚的故国家园之思和江山异色之悲。(www.xing528.com)

关汉卿的《单刀会》堪称典型代表。关汉卿在剧中多次借助关羽的唱词，表现了汉族的不可轻侮，其心系民族的豪迈之气彰显备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唱段是第四折，鲁肃称“这荆州是俺的”，关羽唱到：“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皇叔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请你个不克己先生自说！”在慑服鲁肃以后，关羽在归来途中更慷慨陈言：“我则见紫袍银带公人列，晚天凉冷芦花谢，我心中喜悦。昏惨惨晚霞收，冷飕飕江风起，急飐飐帆招惹。承管待，承管待，多承谢，多承谢。唤艄公慢者，缆解开岸边龙，舡分开波中浪，棹搅碎江心月。正欢娱有甚进退？且谈笑不分明夜。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者：百忙里趁不了老兄心，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54]唱词以“汉”字为中心而展开，高扬了古代英雄的“汉家”气节，在歌颂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作者的民族“情结”表露得淋漓尽致。

马致远的《汉宫秋》将王昭君的故事置于民族屈辱的大背景下，将昭君的个人遭遇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以昭君不甘下嫁番邦单于而投江殉国的故事，寄寓了作者对外族势力恃强凌弱、侵犯中原的痛恨之情。在对群臣无能和帝王昏庸的鄙视中，抒发了作者对于民族乱离的失望与悲哀。特别是对于汉元帝与王昭君离别之恨的描写，不仅抒写剧中人物的悲凉愤懑，更倾泻了作者自己内心深处浓厚的“民族悲声”：

【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55]

中国传统戏曲素有“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艺术传统，马致远的《汉宫秋》于一个农家女子的悲剧之中寄寓了自己深处异族统治之下的“兴汉”情感，堪称戏剧艺术寄寓情致的典范之作。廖奔和刘彦君赞叹此剧为抒泄“民族悲声”的“愤世之作”^[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