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迁岐的原因
《史记·周本纪》载:“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西伯昌称“王”后，追封公亶父为太(又写作大)王，又称太王亶父。多数学者依太史公司马迁的成说，未加细究。
1.公亶父的称谓和其人
《崔东壁遗书》第四册已指出《史记·周本纪》之误，认为“古公亶父”之“古”是“昔”之义。孙作云先生考证:“‘公亶父’不能称为‘古公亶父’，或‘古公’。《诗经》四字一句，故在‘公亶父’前加一‘古’字，以足其文。司马迁不察，在《史记·周本纪》中一再曰‘古公亶父’或‘古公’，这是不对的。”[50]杨宽先生论曰:“公亶父如同公刘、公非、公叔祖类一样，以‘公’为尊称。《史记》称为‘古公亶父’是不对的，《诗经》四字一句，前加‘古’字，是‘昔’的意思”[51]。“称他为太王，是出于文王称王以后的追述。”[52]此论与孙作云先生之说相近，应以“公亶父”之说为准确。至于“公亶父”、“周太王”或“太王亶父”为一前一后的二人之说，显然不妥，应是亶父的不同称谓，无可怀疑。(www.xing528.com)
2.公亶父迁徙岐阳的原因
自公刘迁豳建立方国后，传八代未曾迁都，传至公亶父时为何要迁都呢?多数学者相信先秦文献及《史记》的记载和说法。《诗经》中对公亶父迁都的原因没有作正面叙述，战国时代的《庄子·让王篇》记载:“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孟子·梁惠王下》云，“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我将去之”。《史记·周本纪》据《孟子·梁惠王下》云:“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周人自然不愿意说自己的祖先公亶父是被迫迁徙，所以将祖先饰为“忍让”、“仁义”，将迁徙说成是“善举”。王玉哲先生说:“由此观之，太王不愧为仁惠爱民的首领。其避狄徙新地而居，也很轻易，可知远古地广人稀，一般多可自由占据土地，传之子孙，那种像后世必须受某某封，或受某某赐予的制度尚未发生。所以，也可能当时古公亶父已有太王之称。”[53]其实，公亶父还是为戎狄所迫，不愿意征战而伤害士民，便主动撤出豳地。抑或戎狄势力强盛，公亶父没有取胜的把握，只得退让。说其“仁惠爱民”，也不尽如此。他只带领亲近的臣、吏、民悄悄而去，将大部分黎民留在戎狄族区域内，怎能谈到“爱民”?“乃与私属遂去豳”，又何曾不是担心整体民众的大规模迁徙，会引起戎狄注意而带军拦截呢?孙作云先生说:“战国时代的《孟子》、《庄子》皆说太王迁岐是由于受到戎狄的侵略。按周人从事农业生活，有城郭村落定居;戎狄从事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文化落后，对从事农业的人进行掠夺，是常有的事。因此，这些说法皆可信。”[54]这些论述或考证，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为什么至公亶父时代，戎狄会如此猖獗呢?我们就得再探寻更深层次的原因。
商代时西北方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西戎系的混夷和串夷。《诗经·大雅·皇矣》云:“串夷载路。”郑(玄)笺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国名也。”但殷墟卜辞记载的串夷，则称贯夷，与混夷不同。当以卜辞之说为是。而在豳地之北则主要是北狄系的薰育、鬼方及犬戎，有时又泛称为薰育。《孟子·梁惠王下》云:“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犭熏鬻。”豳国至高圉、亚圉时代已比较强盛，武丁对其已较为重视，发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卜辞中已有“周侯”之称。由豳方国至周诸侯国，标志着周的社会向前大大发展了一步。武丁时期的卜辞，有不少关于周侯的记载，说明周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周诸侯国的不断发展、强盛，引起了武丁的担心，便利用“犬侯”的力量侵犯周土，迫使其迁徙。《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由于殷朝的国力衰落，失去控制大局的力量，再加上暴虐的统治，引起四方部族向中原侵扰。“犬戎寇边”只是“诸夷皆叛”的结果之一。殷室中衰，固然失去控制四夷的力量，同时也失去统治属国的力量。周国一方面遭到了戎狄侵扰的损害，另一方面却摆脱了殷朝不少的压力，因此就可以在不断和戎狄部族的战争之中，逐渐扩大统治地区，逐渐强大起来。这种形势就是从公亶父迁都岐阳以后开始的。因此，公亶父迁都的主要原因应是戎狄的侵迫。次之，是武乙时期王室衰弱，放松了对“周侯”国的控制和压迫，公亶父得以迁徙避难，去另辟新土。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认为，周人的迁都与殷商之屡迁无异。寻找土地的深层意义，是古公要与商分庭抗礼。此说也有一定的道理。谭戒甫先生亦说，《孟子》、《吕氏春秋》及《史记》等书，记载的太王迁岐避戎之说不可信。太王之所以由豳迁岐，是想铺平一条东进的道路，目的是为了向东扩展，为其子孙灭殷商做准备[55]。此说显然有些偏颇，公亶父迁徙的初因确是“避戎狄”，迁岐后因摆脱了殷王的压迫和控制，国家经济才有所发展，并非当初迁徙就是为了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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