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随武王东进
从当时政治形势看，殷王朝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周诸侯国已控制黄河以北的朝歌以西地区，黄河以南的管(今河南郑州管区)以西地区也为周所控制，乃至江汉地区也已成为周武王的辖地。“周人大约已居渭水流域，黄河中游之半，并加上晋南及江汉，而殷商占了黄河下游及东夷所在的淮上以迄海边。双方盛衰之分确已判然。”[19]纣王时东夷多叛，不得不断地派军征伐，因而消耗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军力。
1.伐纣王的有利时机
九年(前1048)，周武王在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大会诸侯，震惊了殷王室，贵族中的有识之士，欲挽救殷的命运，纷纷向纣王上奏谏。结果，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尚书·微子》记载，微子看殷将亡，便向太师、少师请教。微子说，贵族沉湎于酒色，贪赃枉法，作奸犯律，胡作非为，故纵不查，致使“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沦丧”。太师答曰，祭祀诸神的供品被偷吃，无人过问。贵族暴征赋税，民怨沸腾，使“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太师劝微子逃亡，并说自己也准备逃走。于是，微子、太师、少师皆逃离殷纣王所在的朝歌(今河南淇县)。这些都说明纣王的政权已处于众叛亲离的摇摇欲坠之形势中。武王看到这些情况，认为灭殷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伐纣王。《诗经·周颂·酌》译文云:“等到光明到来的时候，便要整备武装，准备出发。”《史记·周本纪》载:“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殷纣王的这一倒行逆施，非同小可。因为比干是殷王室重要贵族，又是纣王的叔父，任王室少师，很有威望。他因屡次谏纣王，被剖腹挖心而死，朝野震惊。箕子也是商王室贵族，纣王的诸父，任太师，屡次谏纣王，被囚禁。继任的太师(首辅大臣)疵和少师强，惧诛，便携带象征王权的礼乐器物悄然离开朝歌，投奔于镐京的武王。这预示着纣王已到了众叛亲离的亡国阶段，正是周武王伐纣的大好时机。
2.武王伐纣的时间
《史记·周本纪》称十一年武王伐纣。《正义》张守节按:十三年克殷。我们分析、对比后认为，应以十一年(前1046)为是。王玉哲先生释:“《史记》所称之‘九年’、‘十一年’到底是谁的纪年?郑玄以为此本之于文王受命而数之(《毛诗正义·文王》引)。文王七年而崩，武王在文王八年即位，不自改元。文王九年武王伐纣因而自称太子发。至于地点，古今文说均相同，可能是正确的。所谓九年、十一年当即武王袭用文王九年、十一年也。”[20]杨宽先生亦释:“武王没有改元，继续以文王受命称王之年为元年，文王称王七年而死，武王仍以即位的一年称为八年。这无非表示继嗣文王‘受命’的基业而毫无改变。”[21]这样看来，武王伐纣当是十一年(从武王即位说当是第四年)。而今学术界在月、日问题上则分歧较大。
《汉书·律历志》引《古文尚书·武成》记载:“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咸刘(刈)商王纣。”王国维先生释:“既死霸”是二十三日，“旁死霸”为二十五日。一月癸巳，是壬辰旁死霸的翌日，即二十六日，武王从周兴师伐纣。二月甲子，是“既死霸”之后五日，乃二十七日，武王率军到达牧野[22]。由此可知，武王伐纣从镐京出发的日子，是十一年(前1046)一月二十六日。
3.军队数量
武王在文武大臣陪同下于周庙祭祀祖先后，便置文王“木主”于中军，从镐京出发。《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集解》引孔安国曰:“虎贲，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对此兵力的数字，史学家们曾提出怀疑。“李亚农根据文王以百里起家及牧野之战周人戎车三百乘，来估计周人的人口数字。《商君书》《徕民篇》方百里的小国可能有五万劳动力:若以三分之一的人口作为劳动力(作夫)计算，全部人口应有十五万左右。”但按“周的生产力”，“百里之地不能养活十五万人，而养活六七万人是可能的”[23]。王玉哲先生云:“按西周在其鼎盛时期，王室的军力，只拥有两支大军:镇守东方的一支称‘殷八师’，或称为‘成周八师’，西方留守丰、镐京的称为‘西六师’。两支共为十四个师，每师的人数，据考证是二千五百人，十四个师的总人数不过三万五千人，当其还是商末一个自称为‘小邦周’的小国时，哪里可能有甲士四万五千人之多呢。”[24]我们认为，这种以西周王室的军队数量，提出对武王伐纣兵力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却难以否定司马迁之说。因为一是武王伐纣王时，“八百诸侯国”一定会派军参战。《尚书·牧誓》说的“我友邦冢君”，当指的是盟国。二是武王的联军中，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军队。《尚书·牧誓》云:“庸、羌、
微、纟卢、彭、濮人。”《水经·清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庸部落约在今湖北竹山县东南，蜀部落约在今陕西汉中市东南，羌部落约在今甘肃南部，
部落约在今山西南部，微方国在今陕西眉县东，纟卢戎约在今湖北宜城西南(一说在襄樊西南)，彭方国在今湖北房县与谷城县之间(一说在房县西南)，濮部落在今湖北郧县和河南邓县之间(一说在今重庆与湖北之间)。它们与周诸侯国相距不太远，易与周军会合。因此，说武王伐纣的军队有“四万五千人”是可信的。(www.xing528.com)
4.周军至盟津的时间
武王率的大军，从镐京至函谷关西端(今陕西潼关县东)的路程，行军顺利，但入函谷关以后，则行军十分艰难。
《古文尚书·武成》载:“二月戊午师渡盟津”。《书序》载:“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此载比《武成》早一个月。《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师于牧野伐商纣。”依然比《武成》早一个月。对此该如何解释呢?杨宽先生考证:“所以会有一月之差，该是汉人依据当时的正朔观念以及流行的殷正、周正之说，认为周未克殷以前，当依殷正，殷正较周正早一月，因而提前一月。”[25]《史记·周本纪》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这与《武成》、《书序》的记载，均又发生矛盾。王国维《观堂别集》卷一载《周开国年表》释曰:“案《史记》系月与《武成》及《书序》不同。师渡盟津，《书序》系之一月，《武成》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则戊午为一月之二十八日。惟《史记》系之十二月，殊不可解。疑十二两字乃一字之误。若史公意，果为十一年十二月，则下月甲子上，当书十二年或明年，以清眉目。又二月又当改为一月，以十二月有戊午，则甲子不得在二月故也。十二两字明出后世传写之误。”[26]杨宽先生对此论表示怀疑。他认为:“今按王说不确。此文写作年代当早于《生霸死霸考》，仍从刘歆之说，以一月壬辰为初二，因定戊午为一月二十八日，谓《周本纪》十二月乃一月之误。我们认为，如果司马迁在《周本纪》也如《齐世家》一样采用所谓‘殷正’的话，可能原文是作‘一月’或‘正月’的。”[27]因此，应当是“武王于一月二十六日癸巳，从周的国都出发，经历二十五天，到二月二十一日戊午在盟津渡河。”[28]孙作云先生考证:“商周历法不同:以岁首为例，周人以建子(旧历十一月)为岁首，商人以建丑(旧历十二月)为岁首，夏人以建寅(旧历一月)为岁首。周人以十月为年终”，商人以十一月为年终;“周人把一个月分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与商人分为三旬不同”[29]。以此而论，杨宽先生的认识和看法是正确的，渡口则是在今河南省孟津县老城乡扣马村一带。
5.武王大军从何处渡过黄河
武王率大军东进的路线，大体上与今陇海铁路线一致，相约的诸侯国军在孟津等待，会合后渡河北进。《史记·周本纪》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集解》孔安国曰:“毕，尽也。尽从河南渡河北。”《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一期载于省吾先生《武王伐纣行程考》云:“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而提出从汜水(今河南荥阳)渡河之说，则是由荀子之说而引起的。
《荀子·儒效篇》载:“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水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这是武王伐纣行程的较完整记载。主张从汜水渡河者的根据，就是“至汜而泛(繁体字为汎)”。杨向奎先生释:“大义是到汜水地方而遇水泛涨，根据汜水分布情况及近人考证，这汜水应指成皋东汜水。于省吾先生以为《史记》及《汉书》谓周师由孟津渡河，依《荀子》则周师须由汜水之虎牢渡河，河北即怀地。《史》、《汉》均谓戊午师渡孟津，戊午为周正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四日癸亥，共六日。自怀至百泉约一百六十里，平均日行约二十七里。若由孟津渡河，中无汜水，且孟津去百泉约三百里，必须日行五十里。荀子谓出三日至共头，若由孟津渡河计之，必须日行百里，与六日之行程亦不符。”[30]《尚书·禹贡》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对此疏曰:“洛汭在今河南巩县。《水经》云，河水又东过巩县北，洛水从县西北流注之。”“案巩故城在今河南巩县西南三十里”。“《水经》河水又东过成皋县北。《注》云，河水又东径成皋大伾山下”。“案成皋故城，今在河南汜水县西一里大伾山上，则虎牢东麓大伾也”。杨向奎先生对此释云:“据此则认为从盟津过洛汭再至成皋之大伾，在地理顺序上是无可怀疑的”，“武王二次伐纣从虎牢渡，是讲得通的。即使第一次会于‘盟津’不在虎牢，亦无妨二次之从虎牢渡，黄河古渡非一，一苇可航，盟于渡口，不渡而回;再渡而趋殷，不必拘泥于一地，用兵之道，当是如此，况当在生死存亡之大战欤?由虎牢渡后趋怀趋共而灭殷，所谓直捣心脏之捷径，用兵之道，应当如此!而更重要的原因，如由相传孟津渡，则无由至汜，亦不必过怀。”[31]这主要是由“汜水”而论定从“虎牢”渡黄河的。我们认为，从汜水渡过黄河的，这些说法和根据不足以为论，也不可信，且从“汜水”渡河仍有不少问题和矛盾。因渡河在黄河南岸的孟津，过河后又从北边的孟津渡口上岸，并在孟津(今河南孟州市西南)誓师，汜水(今河南荥阳市北)流域则无此渡口。
对《荀子·儒效》所说的“汜水”、“泛”，该如何解释呢?《尔雅·释丘》曰:“穷渎，汜。”郭璞注云:“水鱼所通者。”即是积水而泛滥曰“汜”。杨宽先生释:“汜(音祀)，卢文弓召、汪中校改作‘氾’(音凡)，以为即河南的氾水。按氾水有南氾、东氾、西氾之别，都不是从盟津渡河必经之地。我们认为‘汜’字不误，‘汜’不是地名”，而是积水名[32]。《荀子·儒效》所说的路线，仍是指的从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孟津(称南孟津)渡口过河。《史记·周本纪》载:至黄河北岸的“孟津”(又称北孟津)后，“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遏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武王向众诸侯及将士宣布殷纣王的罪行有三条:一是听信妇人(指宠妃妲己)的话;二是不祭祖宗和上帝;三是任用四方逃亡的奴隶而不任用同宗兄弟。《史记·殷本纪》载，纣王“好酒淫声，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纣王的荒淫，使王朝已处在濒于灭亡之中，武王替天行道，灭之救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