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新工会组织与非工会组织的影响

劳动力：新工会和非工会组织

天主教会遭遇了来自新崛起教会的越来越强劲的挑战，因为这些小教会其实更加灵活和敏捷，更能够满足当今的“赎罪者”们的需求。与此相似，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改变了工人的面貌，而新工会的崛起便是迎合这些人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工会则苦苦挣扎，维护它们自身的影响力。“美国工会已经成为历史了吗？”2012年《华盛顿邮报》某意见栏的头条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哈罗德·迈耶森自述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人士，同时还是一位亲劳工派记者，他在书中提醒他的读者：“在美国的私营部门，工会化比例已经从‘二战’后的大约40％下降到现在的7％以下。”可以明确看出，美国劳工运动不断失势，而且其中的关键推动因素之一便是工会成员人数的减少。但是人数减少并不是唯一原因，本书中讨论的那些影响了所有传统权力因素的力量也是导致传统工人组织权力衰退的原因。实际上，虽说劳工运动普遍失势，但还有个中差别。那些超大型工人组织（比如美国劳联—产联）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那些该领域内新发展起来的、非传统的竞争组织（比如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那些曾经保护既存工人组织免受竞争威胁的障碍如今已经变得更易越过、绕过甚至是推倒。

现代企业和工会组织有着相生相进的平行历史。可以把欧洲的贸易工会追本溯源，追溯到遥远的中世纪时代的专业协会和公会。但是到了19世纪，产业空前发展，工厂大行其道，随之而来的便是那些为改善产业工人工作条件并推动他们权力实现的组织。在英国和法国，有些工会早在19世纪早期便已形成，但在那些老牌工业国家，大多数先锋工会都成立于19世纪中期。而且尽管工会运动的结构在不同国家有很大差别，比如，工会在某些国家是针对特定的公司存在，而在其他国家则覆盖整个产业部门甚至多个部门，整合性的工会联盟从19世纪晚期开始便一直存在。工会联盟把所有这些不相干的机构结合起来，赋予它们强大的、集中化的、统一的声音。英国劳工联合会的前身成立于1866年。法国的合法化工会成立于1884年，其最大的联盟法国总工会在1985年成立。在美国，劳动骑士团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一个新生联盟，它的衍生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于1886年，在那之后的数十年里，它是美国工会运动的中心。

就上述三个国家（英、法、美）来看，不同国家的20世纪工会史也大相径庭。在英国，英国劳工联合会至今几乎仍然是所有工会的保护伞，而在法国，法国总工会则目睹了某些新对手的崛起，相对而言，这些联盟的政治取向不那么激进。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则较激进，直到1955年它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形成美国劳联—产联。在长达半个世纪里，美国劳联—产联在美国扮演着工会劳工保护伞的角色。在工业化国家，工会渗透度和接受度最高、历史最悠久；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这些国家的工会组织有典型的结构：由1个或多个（2～4个）联盟构成，这些联盟按照产业类别把数十个分支结构结合在一起（可以是这些联盟的组成成分，也可以是独立的附属工会）。德国有1个主要的国家劳工联盟，西班牙有2个，意大利3个，而俄罗斯则有4个（在曾经的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工会是体制化的组织）。

工会组织在改善工作生活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至少在富裕国家做到了（“就是那些给予你周末的家伙！”在美国有这样的标语口号），但是数十年来，那些庞大的贸易工会只是走在慢慢衰落的道路上。具体数据有别，而且考虑到各国的结构差异，对比的结果也未必合理。但总的来看，工会入会率（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和议价覆盖率（集体议价协议所覆盖的工人比例，不考虑这些人是不是工会成员）在大多数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一直在下滑，而且有时非常明显。在美国，工会入会率已经从“二战”后的36％下跌到如今的12％。在私营部门，下跌幅度更大，从半个世纪前的大约34％降到现在的8％不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工会入会率从土耳其的5.8％到瑞典的68.3％不等（2008年的数据），但在所有这些国家数据几乎都没有增长，保持不变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更多的时候则是下滑。这种趋势已经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保持了几十年。

在20世纪70年代，大量工业国家迎来了最后一次强劲的工会入会增长。1981年，美国劳联—产联仍然可以召集起250000名工人，浩浩荡荡赶到华盛顿，在1987年9月的团结日，抗议总统罗纳德·里根解雇空中交通管理员的行为。后推30年，在2010年发生在国家广场的抗议活动中，工会组织能够组织起来的工人数量只有当年的一小部分，实际参加人数竟然还比不上当时5个星期之前的格伦·贝克的茶党。2012年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印证了美国劳工运动权力的衰退：在一场罢免选举中，工会使尽浑身解数，仍旧没能击败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

在导致劳工运动权力普遍下滑的原因中，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因素：全球化和技术革新便于雇主在其他国家提供职位或者取消某些职位，这改变了他们与雇员之间的权力平衡，使之更利于雇主。虽然集体议价的核心目的就是要保护工人免于遭遇上述情况，但是当这些力量汇集起来—灵便的、受政府意识形态支持（市场导向）的全球劳动力市场在这些力量下是受益者，最后常常都过于强大、不可阻挡。而且，工会化在历史上的繁荣往往发生于那些非技术性工种或是职业，这些劳工易于组织。当自动化设备在许多重工业部门内取代了非技术性劳工，或者说当国外有成本较低的非技术性劳工从事这些工作，工会组织便不好再在这样的产业发展，它们需要另外寻找组织模式不同的行业，比如服务业。但是，这样做的组织几乎没有。在很多地方，工会中的腐败和自满问题也是错综复杂的原因的一部分。

但是，导致工会吸引力和有效性变化的还有一个组织上的原因。工会的结构，无论是个人工会、当地的公司或者产业部门工会，还是集权化的国家劳工联盟，都合乎逻辑地反映了那些主导公司的结构。这些公司的员工是这些工会的成员，而这些工会则代表这些员工的利益。多年演变之后，工会是为层级制度明显的大型现代化公司服务的。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公司都控制着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直到全球化深化、灵活性提高，这些公司才不得不缩小规模，外包业务，雇用兼职人员和合同工。(www.xing528.com)

工会组织在过去的20年里有一个重要的创新领域：想办法向那些业务越发全球化的公司施加压力，并且通过在其他国家促成更严格的劳工标准保护本国工人的报酬水平。这些领域里偶有成功，不过影响非常有限，不能改变整体格局。在美国，工会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所作为的领域是国有部门（比如教师工会和市、县工人工会）—恰恰是那些劳工市场改变最少、雇主仍然依赖集权和层级管理的领域。

近年来，有些工会获得了胜利，造福了它们的会员。它们是那些重新思考自身结构和方法的传统工会，以及那些成立之初便对过时结构绕道而行的新工会，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工会。

1996～2010年，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的队伍壮大了1倍多，达到210万人。这是它顺应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的浪潮所获得的成功。比如，它的许多会员在健康保健领域工作，这个不断成长的领域的使命是让人们活得更长久、更健康。它还有不少会员是近年的移民，是这场重塑了市场和工作场所的全球流动趋势的受益者。如他们那些曾在工厂和仓库里奋斗的前辈一样，他们所有人都受到一种志气的驱使，想要提升自己并斩获目标，而前往美国便是第一步。安迪·斯特恩不仅在美国劳工界，而且在政界和社会动员领域都是公认的创新者，他领导着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通过一系列的集体议价协议，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为美国最弱势的工人（比如看门人和儿童看护人员）赢取了重大的胜利，这些人中有很多同时从事数个兼职，而且不能说流利的英语。一直以来，这些人群都被那些着眼于工厂和传统产业的劳工运动忽略。要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仅靠斯特恩和他的团队的一个好点子可不够，还需要新的方法，比如与劳工运动之外的社区和移民群体形成联盟，再比如说，更加深入地参与政治选举，而不仅是筹集资金在选举日把某位民主党候选人推上马。斯特恩的协商技巧也不循常规，比如，他引领了这样一个模式：针对某个特定工作场所的集体议价协议只能在大部分相关市场都工会化时才能生效，这样一来，雇主就能免于作为第一个或者唯一签约的对象而处于竞争劣势。

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仍然是一个工会，而不是某个新型组织。而且它还不得不面对自身规模和死板给自己带来的负担。斯特恩的其中一个创新点便是把各地的工会联合起来，使之成为拥有上百万甚至更多工人的“巨型地方工会联合”，并希望借此获得更强的议价能力。但相关评论者称，这是以牺牲灵活性、内部民主性和实际结果为代价的做法。2005年成立的“变则赢”是它的竞争组织，到目前为止，它取得的胜利还不能与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相提并论。这个组织是对工会联盟模型的一种认可，而不是放弃。但是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与社区及移民群体、教会以及非传统结盟的交织工作，意味着过去成立的那些大型产业工会如果不想被淘汰出局，就需要接受新的方法和群体（移民人群），并且与那些规模较小的外部组织分享权力。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产业经济体（按人口计）一样有那么多的工人，那么利害攸关。中国通过鼓励发展庞大的工厂基础设施，推动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当然，这些工厂中的很多是归外资企业或它们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所有。在这些工厂里，成千上万的农民工长日劳作，在工厂的宿舍里饮食起居，只与其他农民工交流。这些工厂园区为数百万人口提供了工作，然而面对工人的要求，各公司不得不逐渐改善工作环境，但是自主工人组织一直是禁忌。中国有一个官方的劳工工会体系，但相对于增强社会控制的机构数量，中国缺乏满足工人需要的载体。因此，工人个体往往通过跳槽的方式应对糟糕的工作环境，而不是诉诸集体议价。而且典型的情况往往是，那些年轻的劳动力在工厂里工作只是为了准备几年之后结婚或者把钱寄回老家。

但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工厂里的工人们已经采取越来越大胆且有效的集体行为，向他们的雇主要求更好的待遇，并且在此过程中越过不起作用的官方工会机构。专家们称罢工行为已经逐渐在中国南方那些工厂遍布的城市里凝聚巨大的影响力，在2010年早些时候发生在本田汽车配件厂和其他工厂的冲突就跃入了整个世界的视野。工人要求有权成立独立的工会，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劳资谈判，并且也真正创立了工会。对于这些工会的精细组织，以及工人们选举工人代表的行为，即使是中国的劳工权益倡导者也备感惊讶。这些年轻工人熟练运用技术组织罢工活动，而且运用技术避免让所有的活动领导者亲自出面，否则他们可能会被逮捕，这些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最后，本田、丰田、台湾企业富士康（代工生产苹果手机）以及其他的产业雇主同意提高工资水平和住房补贴，虽然幅度不如工人们要求的那么大。假使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过热，劳动力严重不足，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大概是不会发生的。与前述案例一样，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向我们展示了在官方工会对工人群体报以冷淡、无作为的态度的背景下，工人在地区工厂的层面上自主设立工会已经变得容易多了。

劳工实践主义下出现的新模型根本就是从一些非工会组织中出现的，事实上，往往是这些组织已经立足而工会组织认为格外复杂、成本过高的产业或领域。可以在洛杉矶找到一个实例：制衣业工人中心是一家小规模、紧凑的积极主义人士团体，成员来自于进步律师、移民中的右派人士以及民族社区代表，它与依靠血汗劳动力的公司做斗争，并设法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这个行业里，有不计其数的小工厂，挤满了没有正式登记的工人，这些人不能说流利的英语，每天在危害健康和安全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这个行业急需外界干预，但是这份责任对于传统工会来说难以担当。服装工人中心成功地领导了抵制活动，最后与数个使用这些工人产品的服装品牌交涉。工人中心的规模偏小，而且它们从不同行业、多个组织当中汲取资源，起到了与工会作用互补的效果，但与工会的运作模式几乎相反。这些组织同样在壮大：1992年美国仅有5个这样的中心，到2007年已经增加到16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