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维护国家尊严的外交决策

四、力主安抚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房玄龄在民族政策上，显示了他深思熟虑的外交能力，他主张结好各民族，以减少冲突。贞观十六年（624），雄踞漠北的东突厥薛延陀部实力较强，太宗曾封其首长夷南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唐太宗派兵联合突厥的一部给以致命的打击后，真珠可汗派人来唐求婚。唐太宗虽对薛延陀并不放心，但是在以武力消灭，还是联姻这个问题上一时下不了决心。房玄龄权衡利弊。认为和亲为上策。理由是大乱之后，国家元气尚待恢复，用兵对国家不利。唐太宗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答应许以第十五个女儿新兴公主，但要求“厚纳聘和”，亲自到灵川迎亲。真珠可汗闻知，兴高采烈，“谓其国中曰：‘我本铁勒小帅，天子立我可汗，今复嫁我公主……斯亦足矣。’”《新唐书·北狄》卷一九九）从而使薛延陀部归顺了唐朝，避免了一场战争，改善了民族关系。后来，真珠可汗一时无法集得聘礼，延误了迎亲日期。唐太宗以其轻侮中国，“下诏绝其婚”。

唐初，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西半部的叫百济，中部的叫新罗，北部的叫高丽。其中以高丽最为强大，它占有汉江流域和辽东平原。隋文帝开直十八年，曾发兵三十万，大举进攻高丽，失败而回。隋炀帝也曾三次征高丽，结果都失败而回，并引起了农民大起义，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唐初，三国均遣使和唐朝来往。贞观十六年，高丽发生内乱，大臣盖苏文弑其君，独专国政。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干预，但房玄龄以为不可。他对唐太宗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他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唐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困败，实此之由，唯陛下详察。”（《贞观政要·征伐》）唐太宗接受了意见，便中止了这次行动。后来，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太宗派人劝说，高丽不听，于是，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他委令房玄龄筹办和运送军粮、军械，下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旧唐书·房玄龄传》）他屡次上言，提醒太宗，不要轻敌。房玄龄虽然没有强烈劝阻唐太宗东征，但他始终放心不下。唐太宗这次亲征高丽，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胜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顽强抵抗，只能屯兵广安东城下。此时正值隆冬严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且粮食将尽，于是，唐太宗决定班师回京。(www.xing528.com)

对于此次征伐高丽的挫折，唐太宗耿耿于怀，他不甘心，还想举兵东征。此时房玄龄已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忧国之心。宰相之责，毅然上书，劝谏唐太宗，他说：“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他引用老子的话：“知足不辱，知之不殆”来劝导唐太宗，他还说：“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上矣，”希望唐太宗放弃“天可汗”的迷梦，不再“驱使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房玄龄认为，高丽的内乱是他们内部的事，他们并没有得罪中国，而唐王朝的出兵“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广（《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太宗对房玄龄的恳切之言深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