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土改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该村村民的生育观念仍以生男和多生为核心。随着局势的稳定以及经济条件的好转,村民的生育欲望也进一步提升。因此,生男仍旧是赚取工分、提升家庭收入水平的主要策略。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村民生育的意愿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吃不饱的情况下,该村生育率降到了土改后的最低点。在这一时期,村民生育仪式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简化,除了满月酒之外,其他一切仪式从简。
土改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该村村民的生育观念仍以生男和多生为核心。随着局势的稳定以及经济条件的好转,村民的生育欲望也进一步提升。
进入集体化时期,村民们按照工分计算工作量,按照“工分+口粮”的方式分配粮食。但是,女性社员每天最多只能得8分,而男性每天最多可以得10分。因此,生男仍旧是赚取工分、提升家庭收入水平的主要策略。与此同时,该村口粮分配比例为60%,意味着家庭成员越多,能分得的基本口粮就越多。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村民生育的意愿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在“大跃进”时期该村也出现了虚报产量的情况,这直接影响了村内的口粮分配。在吃不饱的情况下,该村生育率降到了土改后的最低点。据艾宝玉老人叙述:“就那几年最低,人都吃不饱饭,还生啥孩子哩。”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62年之后随着自然灾害的结束,以及生产秩序的恢复,口粮短缺的情况得以扭转。也正因为如此,1962—1965年该村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生育潮。整个人民公社期间,该村每户村民生育的子女数量为3—6个,生育七八个子女的情况也不算罕见。在这一时期,村民生育仪式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简化,除了满月酒之外,其他一切仪式从简。此外,过继行为在这一时期仍然较为普遍。(www.xing528.com)
包产到户之后,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村民生育子女数较集体化时期有了大幅减少。1989年之后,只有首胎生了女儿的村民才能生二胎。但是,村内仍有一些村民会选择超生,村民的生男意愿也仍旧比较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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