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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家沟村:坍塌与固守的生育文化变迁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之所以将本节题目定为“坍塌与固守”,是因为,“坍塌与固守”比较准确地诠释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尚家沟村民生育文化的变迁特征。可以说,对于尚家沟村民而言,2000年之后是一个“多子多福”“养儿防老” 坍塌和“传宗接代”固守相互交织的阶段。

尚家沟村:坍塌与固守的生育文化变迁

之所以将本节题目定为“坍塌与固守”,是因为,“坍塌与固守”比较准确地诠释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尚家沟村民生育文化的变迁特征。2000年之后,尚家沟很多老人逐渐发现,随着已婚子女远走他乡或者分家单过,他们“养儿防老”的愿望彻底落空了,“养儿不再防老”成了很多家庭的事实。即便如此,尚家沟的人们依然没有放弃“养儿”的愿望,因为对他们来说,无论养儿能否防老,他们都得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可以说,对于尚家沟村民而言,2000年之后是一个“多子多福”“养儿防老” 坍塌和“传宗接代”固守相互交织的阶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尚家沟村民“多子”带来的“收益”逐渐被“娶妻难”带来的问题所替代,源于此,村民“多子多福”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多子多福”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在农业集体时代乃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体现得甚是明显:多子就意味着多劳动力,也就意味着能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源。况且,在尚家沟村民地理通婚范围尚未拓展,仅限于尚家沟及其周边村落、乡镇之时,“娶妻难”尚未成为困扰“多子”家庭的棘手问题,于是,人们执着于“多子”带来“多福”的传统认知,渴望多生儿子。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外出务工在拓展尚家沟村民地理通婚范围的同时,也给尚家沟男性村民解决婚姻问题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丫头们不再愿意嫁到尚家沟这样的山村”,“娶妻难”问题开始出现,并且日益加剧。按照村民的说法,到九十年代之后,“儿子多的家庭麻烦就来了,娶不到媳妇”。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娶妻难”问题的出现是给“多子”家庭的一记“杀威棒”,给“多子多福”传统思想敲响了警钟的话,那么,2000年之后,子女养育成本的提高和“娶妻难”问题的加剧,可以说是彻底浇灭了村民“多子”的念头。村民讲:“还别说多生几个娃子呢,就是生下两个,供着上学就会扒了你一层皮,将来给娶媳妇子,那还不要了你的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2000年之后,除了彩礼不断攀升之外,人口外迁、外出已经导致“很多庄子就没有了姑娘子”。历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多子”家庭“娶妻难”的窘迫,面对2000年之后“生儿子”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已经离尚家沟村民越来越远,直至彻底消失。当我询问一些年轻夫妻,是否还愿意多生儿子”这一问题时,几乎所有的夫妻都摇着头说:“生一个儿子就够了,多了那是要命哩!”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家沟的人们之所以倾向于多生,而且是多生儿子”,除“多子多福”思想观念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流传千年的“养儿防老”思想。在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的村民的确实现了他们“养儿防老”的目的,相比之下,那些没有生育儿子的村民,完全可以用“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冷锅冷灶”来形容他们的老年生活。但是,当时间进入2000年之后,让尚家沟年老父辈们始料未及的是,“养儿防老”的传统也开始松动,“养儿不再防老”逐渐在尚家沟很多家庭中成为现实,一些有儿有女的村民在年老之后同样过上了“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冷锅冷灶”的生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无儿无女,或者只有女儿以及那些身有残疾、终生未婚的村民,他们在年老之后却享受到了国家政策的福祉,被安排到了当地公立的养老院,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与那些育有儿子,但依旧独自生活的老人相比,按照村民的说法,他们就算是过得太好了,要吃有吃,要穿有穿”。

2017年在尚家沟做调研时,我专门看望了横沟的王仁富、张明花两位老人。两位老人的处境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让我对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根据别人的讲述和我儿时的记忆,年轻时候的王仁富当过生产队队长,“能说会道”,在村里也算“吃得开”的人物,但年老之后的境遇就算是十分糟糕了。王仁富的儿媳娶进门之后,不几年便与公婆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在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分家单过。大概在2010年前后,两位老人先后患病。据村民讲,分家之后的儿媳对公婆完全不闻不问,两位老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国家困难补助和女儿、女婿资助,虽然儿子也时常避过儿媳送点钱物,但日常都是两位老人单独生活,在重病缠身的状况下生活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发生在村民杨国兰身上的事情同样具有代表性,虽然有儿有女却也陷入了老无所依的窘境。提及2000之后尚家沟年老父辈的遭遇,陈开知说:

原来都盼着生儿子,感觉越多越好,现在不一样了,儿子多的人哭都来不及。别的不要说,长大了娶媳妇就能把爹妈的皮给扒掉一层。你给那人家娶不上媳妇子,你能过上个安稳日子?费劲巴力地把媳妇子给娶上了,那你苦日子才开始哩。你看看我们庄子上,和儿子媳妇子一起过的,有几个(儿子儿媳)是孝顺的?喝声断鬼地[7]能给你一碗饭,那都是孝顺的了,就怕是饭都不让你吃。儿子媳妇子在跟前的,都是给儿子媳妇子当长工,你能干动活的时候那还可以,干不动活了,你就啥都不是。还有的呢,就是儿子媳妇子都跑到外面去了,一年四季来都不来一趟,你能不能吃上饭,生没生病,天阴下雨能不能吃上水,谁管呢?你说养儿子有啥用?人说养儿防老呢,你看看,现在养个儿子防啥老?

与一些留守老人聊天,提及“生儿育女”“养儿防老”等话题,老人们说的多是对子女的“抱怨”,他们认为“辛辛苦苦付出了那么多,到头来却连个依靠都没有”,“养儿子没啥用”。老人们如此认为,那么年轻人又有怎样的看法?为此,我也询问了一些已婚的年轻夫妻,他们的想法与老人的观点相差无几,那就是“多子”不但不会带来“多福”,相反还会成为“麻烦”,“你得给那人家‘供’书,娶媳妇子,最后还不一定养活你呢”!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夫妻,他们都有了基本一致的观点和看法:“多子多福”已成为过去,“养儿防老”也成了很难实现的愿望。让我疑惑的是,在老人们抱怨“儿子白养”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又有怎样的想法?一些年轻夫妻认为,尚家沟出现“养儿不再防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已婚子女来说,有些是“有力无心”,有些则是“有心无力”。

如果说王仁富、杨国兰的境遇是儿子儿媳“有力无心”造成的,还有一些就属于“有心无力”了。在当地农业收入持续原地踏步的情况下,000年之后,村民的各项支出却在不断攀升。陈汉川讲:“孩子上学,穿衣吃饭,人情往来,所有的开销都在增长,光靠种地根本撑不住,你不出去能行?”生活的压力迫使年轻夫妻不得不远走他乡,“有些家庭照顾不上老人也是实在没办法啊!你总不能把老人带上出去打工”。据村民讲,如此情况在尚家沟并不少见。村里老人讲,“他们(儿子儿媳)出去打工,一年四季也是四处跑,没有固定的地方,我们老汉们总不能跟着他们四处跑”。鉴于此,一些老人不得不留在村里独自生活。

无论是子女“有心无力”还是“有力无心”,在老人们的观念中,其结果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养儿”已经无法“防老”。从“效用”的角度来看,“辛辛苦苦养大成人的儿子”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大“回报”,所以,2000年之后的村民,不再执着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人们也不再渴望多生儿子。问题在于,伴随着他们“多子多福”思想的转变,“养儿防老”希望的落空,他们的生育意愿是否也实现了男女平等?答案依旧是否定的,2000年之后,虽然尚家沟村民已经没有了“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思想,但“传宗接代”的观念却丝毫没有发生改变,村民依然执着地认为“必须生一个男孩”,否则就是“断了香火”“没有后代”。

前文所提王仁富、张明花夫妻俩,可以说是“养儿难以防老”的典型案例,他们没有从“养儿”中得到传统应有的“回馈”,虽然两人都是重病缠身,但还是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生活。尽管如此,由于儿媳只生了几个女儿,聊天时,提起儿媳没有生育男孩一事,老夫妻俩老泪纵横:“生不下男娃娃,以后(我儿子)咋办啊?”他们的反应,很大程度上代表了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的生育态度,正如村民王玉兰所讲:“就是将来儿子不养活爹妈,你也得生啊,你不生个男娃咋办?挨到你这辈子给那人家不留个后能行吗!”提到这一点,村里一位老人也说:“有个儿子就是不养活,将来死掉了他还有个人扛‘凉浆盆子’[8],烧个纸呢!你没个儿子将来连个烧纸的人都没有,谁见过出嫁掉的女儿来烧纸的?”在我们看来,村民似乎很矛盾也很纠结,一方面觉得生儿子实在“划不来”,完全属于“出力不讨好”,另一方面却又执着地认为,“必须得有个儿子”。但似乎又不矛盾,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生儿子已经不再是为了“防老”,而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就是在2000年之后,“生儿子”依然是尚家沟村民执着的追求,当然,此时的“男性偏好”已经不同于以往的“多子多福”,而是“必须有一个男孩”,当然也是“最多有一个”。

2000年之后,虽然当地计划生育部门也在强力推行“只生一胎”的生育政策,但事实上,尚家沟并没有彻底实现“一胎”计划,绝大多数家庭仍旧是两个孩子。对于生育子女的选择意愿,无论是新婚的年轻夫妻还是他们的父母,他们都盼望“第一胎是个男孩”,这样就能完成“传宗接代” 的任务。如果第一胎“幸运”地生育了男孩,就算是“心上石头落了地”。当然,他们还希望再生一个,而且只希望是女孩,“生两个儿子累不死你”!按照村民的说法,如果第一胎“不幸”生了女孩,年轻夫妻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压力”,他们的父母(主要是男方的父母)更是忧心忡忡,就会去寺庙“烧香拜佛”“抽签算卦”,希望得到“神灵庇佑”而生育一个男孩。对于第二胎依然是女孩的家庭,家人“一下就傻眼了”,完全没有了新生命降临的喜悦之情,再也“不愿意到人多的地方去”,“见了人话也少了”。出于“不甘心”,二胎依然是女孩的年轻夫妻大都采用了相同的方式,那就是远走他乡,以此来实现第三胎生育男孩的愿望。如果用“沮丧”来形容第二胎是女孩时家人的反应,那么,“绝望”就是年轻夫妻和她们父母在第三胎依然是女孩时最深刻的感受,“就觉得没戏了”!“没路子了”!对于这样的年轻夫妻来说,其结果只有两种,要么在第三胎或者第四胎,甚至第五胎生育一个男孩,最终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重新找回“人前说话的底气”;要么就在无奈中放弃生育男孩的愿望。也就是说,进入2000年之后,虽然人们不再希望多生男孩,但“传宗接代”的思想依然非常执着,与二十世纪八九年代相比,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九十年代,我嫂子在三个女孩之后最终生了一个男孩,期间,将第二个女孩送到了孩子的舅舅家,将第三个女孩送给了亲戚的亲戚;我姐也是在有了两个女孩之后生下了男孩,他们算是对“盼着生儿子”深有体会。2006年,当我给她们打电话说我爱人“生了”的时候,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问娃子还是丫头”,听说是“生了男孩”之后,从电话里我就能感受到他们难以掩饰的喜悦之情,“娃子啊,太好了”!

进入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依然执着地渴望生育一个男孩,生育层面的“重男轻女”依旧十分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子女培养方面,以往“重男轻女”的现象已经基本消失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村民在子女的培养上持“男女有别”的态度,为了实现男孩“出人头地”甚至光宗耀祖”的愿望,村民“砸锅卖铁”“供”男孩上学,但他们对女孩的期望仅在于学会“针线、茶饭”等操持家务的技能。2000年之后,在培养方面,男女差别日渐缩小并逐步消失,村民不再区别对待男孩与女孩,无论男女,绝大多数的家长都给予了同等的期望,那就是盼望子女能够学有所成,金榜题名。他们认为,女孩已经没有必要学习曾经注重的“针线、茶饭”,“所有穿穿戴戴都是买的,学那东西干啥?现在你只要能挣来钱,谁还注重针线、茶饭这些东西”。这种“男女平等”不仅表现在培养内容的平等对待,也表现在支持力度方面的平等待遇。据了解,截至2019年,尚家沟已经有很多女孩考取了大学,有些甚至考取了研究生等更高的学历层次。

那么,致使尚家沟家长观念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村民认为,原因主要在于两点,第一,父辈的务工经历让他们改变了以往“女孩读书无用”的观念。2000年之后学龄儿童的家长大都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外出的经历让他们有了异于他们父辈的观念,“外面见过世面了”,不再有“女孩将来就是别人家的”想法。他们认为,让女孩也读书,“就是考不上大学,将来出去打工也容易得多”。第二个原因就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绝大多数女孩不曾上学或者仅仅“识字”而已的集体经济时代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家的女娃都在门上干活不上学”,人们对此也觉得十分正常。村民讲,2000年之后,在绝大多数女孩都在上学的情况下,“你让你家的孩子待在家里不上学,或者小小的就出去打工,肯定也不行啊”。“再说了,看着庄子里有些人家的女娃娃上了大学有了正式工作,谁不想叫自家的孩子将来也过得好点”。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为了让孩子们接受较好的教育,尚家沟的家长们或将子女带到打工的城市,或在古浪县城租房,由家中老人专门照顾孩子读书。(www.xing528.com)

特定区域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往往是多重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并随着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计方式、代际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尚家沟村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一直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从农业集体时代到2000年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尚家沟的人们已经不再追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但因传统思想和环境所致,使得人们“养儿防老”希望破灭之后依然执着于“传宗接代”。引起村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变迁的因素是多元化的,诸如国家政令、生计方式、地理环境、思想观念、代际关系等等,从其变迁的根本动因来看,尚家沟村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变迁,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国家政策与生计方式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减少了村民生育子女的数量,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拓展村民生计方式的同时,也拓展了村民的社会交往范围,由此也为村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变迁创造了社会条件;生计方式的变化在引起代际关系变动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村民“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因此,整体而言,村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变迁依然表明了国家导向以及由此产生的生计方式的变动乃是村落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因所在。

【注释】

[1](方言)埋葬。

[2]“焦尾巴”中的“尾”,当地读作yi。

[3]Harvey Leibenstein:A Theory of Economic-Demographic Develop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p89.

[4]参见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5]参见李朔严、张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研究(1956—2015)——基于间断性均衡模型的视角”,载《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6年第4期。

[6]在西北一些地方,人们习惯使用“供”来表达支持孩子上学的这种行为。现在想来,“供”其实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含义,我们很少听到家境富裕的人家说“供孩子上学”这样的话,说“供孩子上学”的主要是境况中下的家庭。可以说,“供孩子上学”非常准确地显示了家境一般或者家境窘迫人家支持孩子上学所采用的措施与心理,“供”蕴含了人们支持孩子上学的不易,有“倾其所有”,甚至“砸锅卖铁”的意思,也表达了人们支持孩子上学,渴望孩子“出人头地”的愿望。

[7]喝声断鬼,方言,喝来喊去地的意思。

[8]按照尚家沟及其周边的丧葬习俗,人去世之后,要在死者灵柩前放置一个陶瓷盆,孝子和前来吊唁的人在盆中给死者烧冥币。在出殡时,由家中长子(或儿子)头顶陶瓷盆,送葬的路上将此摔碎,在当地方言中,摔盆子这一过程被称为“摔凉浆盆子”,这是有儿子或者说“有后代”的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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