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家沟代际关系的颠覆与窘迫

我们之所以用“颠覆与窘迫”来界定2000年之后尚家沟代际关系的变迁与表现形态，就是因为这两个词汇准确地反映了这一时段尚家沟代际关系的核心特征：2000年之后尚家沟的代际关系发展趋势是对传统代际关系的彻底颠覆，在这种情形下，尚家沟为数不少的老人陷入了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窘迫境地。访谈时，几位老人讲述了2000年之后尚家沟的代际关系。当他们谈及村里一些老人的境遇，说得最多的就是“没办法” 孽障^[19]死了”，这与2000年之前有着截然的区别。

2000年之后，尚家沟村民生计方式再次发生显著变化，“务农为主、务工为辅”的生计方式完全被“务工为主、务农为辅”所替代，一些家庭甚至完全放弃了耕地，外出务工成了他们唯一的生计方式。在此情形下，越来越多的尚家沟村民长年外出务工或举家外迁，而所有这些又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尚家沟代际关系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传统代际内含责任被代际“互惠”所替代，分家的主导权从父辈转向了子辈。

对中国代际关系的分析，有研究者将之定义为“抚养”与“赡养”相结合的交换关系，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以“哺育”和“反哺”为表现形式的反馈型代际关系，代际关系中存在交换逻辑。^[20]但是，对比分析集体时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与2000年之后不同时段的代际关系，我们认为，将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直接定义为“交换关系”的观点并不是十分合适，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乡村的一些代际互动现象。根据社会交换论学者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的观点，社会交换中存在公平性原则，一旦交换一方不能提供适当的交换，另一方则往往会选择终止这种交换关系。^[21]实质上，对于家庭伦理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双方的责任，父辈的责任在于抚养子女，子辈的责任在于赡养老人。即使父辈没有能力为子辈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子辈也不会以此为借口而拒绝赡养老人的义务。就是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初，虽然家庭代际关系逐渐倾斜，但代际关系更多意义上依然是尽责与合作的关系。村民讲：“一般家庭都是这样，年轻人外出打工，爹妈和媳妇子在家种地、照顾孩子上学。虽然那时候有矛盾，吵架也厉害，但还没有听过谁家的爹妈干不动了，儿子、媳妇子就不要了的事情。”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未形成依据老人能否分担家务、创造财富来决定是否赡养老人的想法。

但在2000年之后，传统代际关系中的责任与合作关系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代际关系中所提“责任”莫名其妙地仅仅指向了父辈。一些年轻人认为父辈负有养育子女、支持子女读书和成家的责任，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子女态度好不好、要不要你，主要是看你在家里有没有用”。对于子辈而言，父辈是否“有用”成为子辈权衡和决定如何对待父辈的依据。显然，这不符合社会学交换理论的含义，如果将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交换关系，那么，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父辈已经付出了时间、精力和物质，从理论上来讲，无论年老父辈能否依然对家庭做出贡献，子辈都应该偿还父辈曾经的付出。但是，2000年之后，在很多已婚子女的心目中，父辈曾经的付出“是他应该的”，子辈是否赡养老人，则要看他们结婚之后父辈能否依然操持家务，为以年轻夫妻为核心的家庭作贡献。如果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没有给子女（主要是指儿子）“作过贡献”，如供其读书、为其修建房子、娶媳妇等等，这些都将成为父辈年老之后被诟病的理由。即使在抚育孩子时已经做了很多，给他们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但在父辈年老体衰、再无力操持家务的时候，也会受到已婚子女的嫌弃甚至打骂，因为在儿子儿媳的心目中，老人已经失去了互惠”的能力和“存在的价值”，“成了他们年轻人的累赘”。调研中我们了解到，2000年之后，虽然也有一些儿子儿媳非常孝顺，但是，用年老父母是否“有用”来决定自己态度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发生在我一位亲戚身上的事情就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这位亲戚育有三女一子，女儿们出嫁后，两位老人一直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大概从2010年开始，儿子儿媳前往新疆务工，两位老人在家中负责种植庄稼、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最初几年里，“互惠”的家庭模式确保了儿子儿媳和两位老人相对和谐融洽的代际关系。但在2015年左右情况就有了变化，那时两位老人已有六十多岁，由于年老体弱，在庄稼种植和照顾孩子方面明显力不从心，难以继续支撑。于是，老人给儿子儿媳打电话，希望儿子继续在外务工，儿媳能够回来帮助他们分担家务。两位老人的提议遭到了他们的断然拒绝，他们提出，如果他俩不能外出务工，就必须分家，“谁过谁的！”最终，他们选择了分家。分家之后，儿子继续外出务工，儿媳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分家后的第二年，儿子用外出务工攒下的钱，加上当地政府的修房补贴，在河对岸修了一幢两层小楼，楼房白墙红瓦，煞是好看。房屋建好之后，他们一家搬进了新房，将父母留在了老宅。据老人讲，除儿子偶尔前来老宅取东西之外，他们基本上过着“不相往来”的生活。大概是2016年，听人说，“因为使用农具还是化肥的事”，儿子儿媳与两位老人发生了冲突。在撕扯中儿子用当地的脏话辱骂自己的母亲，还与自己的父亲打了起来。后来我就此询问老人，老人叹着气说：“唉，说啥呢，丢人得很！”老人的言语可以表明，儿子儿媳辱骂父母的事情应该属实。这位亲戚并不在尚家沟，离尚家沟大约八九公里。当我们询问这种现象是否普遍时，他的答复是，“不要说我们这里，就是我知道的川里和山头上都这样。你还能干动活了，儿子儿媳就要你，你干不动活了，你该去哪就去哪，没人管你”。

在文章开头处提到过直路子的杨国兰。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典型地反映了2000年之后尚家沟代际关系的表现形态。丈夫过世之后，也是在2010年左右，听人说，“因为干不动活了”，杨国兰便被儿媳“赶出了”家门，寄居在一谢姓人家废弃的房屋里，过着“要吃没吃、要穿没穿”的生活。据村民讲，“大冬天的没有烧的”，她只好“撕一些人家的麦草”生火做饭。提起杨国兰，好多人都说，“老婆子一个人，眼睛也不行了，就一个人烟熏火燎地胡乱凑合着吃，真是遭了罪，孽障死了”。后来，在左邻右舍的劝说下，儿子儿媳又将老人接回了家。听说，在与儿子儿媳生活不过几个月之后，“孽障得提不成”的杨国兰就离开了人世。

对于尚能挣钱或分担家务的父辈，子辈态度一般都不错，代际关系也相对融洽。关于这一点，陈吉川一家的情况就具有很好的代表性。陈吉川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日常生活中，他们夫妻俩在外务工，父亲负责在家种地、放羊，母亲在古浪县城租房照顾孙子、孙女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与很多人家相比，陈吉川一家的代际关系算是十分融洽。当我与他的母亲说到这一点时，他母亲笑着说：“现在还能动弹^[22]动呢，动弹不动了谁知道是个啥样子？现在能给儿子帮多大忙就帮多大忙。”鉴于这种情况，尚家沟的老人们，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还能动弹得动”，为了“能够吃上一碗安稳饭”，基本还都在“动弹”，所以也就出现了2000年之后一些60岁以上老人依然外出务工的现象。2016年回村做调研时，在陈玉川家，提起庄子里老人“操劳”的事情，陈玉川的妻子讲：“现在我们这里绝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子，家里爹妈年龄再大你也得干活，除非你躺在炕上起不来了，没几个蹲着^[23]让儿子、媳妇子伺候的。我姑父今年都已经七十多了，在家里还做饭呢。”如果老人能够承担家务，代际关系相对较好，而对于年老无法分担家务的父辈，子辈的态度大多非常恶劣，很多都将老人分出去让其单独生活。

调研时，为了探明年轻一代对2000年之后尚家沟代际关系“互惠” 性转变的看法，我们专门走访了几对年轻夫妻。对于年老体弱父辈受到嫌弃、打骂的现象，绝大多数受访的年轻夫妻也认为，以老人能否干活来区别对待是不对的，是不孝的行为，但是，他们也表示，“很多也是没办法，现在现实把人逼到这份上了”。陈汉川向我们详细阐述了一些年轻夫妻的真实想法，“原来社会竞争小，谁家都过着差不多的日子。现在不一样了，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娃娃上学、人情往来这些都得要钱，你不到外面挣钱就不行啊。年轻人就想，你爹妈给我带着娃娃，种着庄稼那肯定好。你动弹不动了，不但给我帮不上忙，我还得伺候你，我日子过不到人前头，肯定对你爹妈不好”。我也询问过我哥陈河川“为什么现在农村的老汉们不受待见”这一问题，他的观点是“有些老人也爱唠叨，年轻人就不喜欢”。我们认为，无论是陈汉川的观点还是陈河川的看法，都忽视了问题的本质，社会变迁才是人们思想和行为发生改变的根本动因。首先，竞争压力的加大并不是歧视、虐待年老父辈的理由，因为任何时候都有社会竞争，只是竞争的力度大小不一而已。经济资源获取上的弱势、国家干预的无力、基层组织掌控的弱化、人口流动背景下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失效等因素导致父辈在代际博弈中“败下了阵”，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变成了子辈嫌弃的对象，“社会竞争压力”一说只是年轻一代的借口而已。其次，“爱唠叨”是老人被嫌弃缘由之说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唠叨”是中国老人延续千百年的习惯，为什么在老人拥有绝对家庭权威地位的过去，年轻人能够忍受老人的“唠叨”，而现在就受不了？根本原因还在于多种力量影响下究竟是老人处于优势还是年轻人处于优势。

进入2000年之后，尚家沟分家形式更是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非常直观地展现了代际关系变迁的态势。前面我们提到过，在农业集体时代，尚家沟就出现了子女主动提出分家的现象，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分家的现象更为普遍。但就其形式而言，2000年之前，山村分家形式依然是“分爨式分家”，有学者将之解读为分灶，认为这一类型的分家并非划分家产，而只是子辈另起炉灶。^[24]无论是分家还是分灶，2000年之前的分家，父辈都拥有着主动权：第一，是子辈从主家搬离，另起炉灶，父辈依然和其他未婚子女生活在一起；第二，在家产分配上，子辈只能分得他们按比例应得的部分财产，主要家产依然在父辈手中；第三，在子辈不断结婚、分家的过程中，父辈身边最终会留下一对儿子儿媳。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之前的分家行为中，无论如何父辈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2000年之后，尚家沟分家就出现了截然的区别，年老父辈在分家中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和主导权，分家时，他们被子女“分了出去”，或者说被子女“赶了出去”，家庭的主要财产或者较好的财产都留给了儿子儿媳。

说到2000年之后的分家，不得不提及本章开始处说到的横沟的张明花。张明花和丈夫王仁富夫妻俩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相继出嫁之后，大约在1998年，儿子结婚。婚后最初几年两位老人一直和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到2007年前后，在“儿媳闹得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老夫妻俩只好选择分家单过。当时，这户村民共有六间房屋：两间书房、一间厨房、一间小房、一个用于储藏杂物的房间和一个车棚。陈汉川讲了当时的分家情景：在“儿媳不停数说老两口种种不是”和“儿子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中，他们分了家。老两口分得了两亩左右的耕地、一间没有瓷砖的黄土地面的书房、一个衣柜、一个面柜、锅碗瓢盆以及其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而绝大部分耕地、铺有瓷砖的书房、厨房、小房子，家中的沙发、茶几、电视、衣柜、摩托车、三轮车、家庭音响设备等相对值钱的物品都归儿子儿媳所有。

2000年之后尚家沟的分家情况表明，与农业集体时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2000年之后的分家有了新的特点。第一，财产分配权由父辈转向了子辈。2000年之前，无论年老父辈的家庭地位有怎样的变化，但在分家这一问题上，父辈始终拥有财产分配的决定权。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父辈便丧失了财产分配的权力，尚家沟绝大多数家庭的分家都是儿子儿媳分得多而好的部分，老人分得少而差的部分。而且，这种现象不只存在于尚家沟，在尚家沟所在黄羊川镇和其他周边的乡村也十分普遍。第二，搬离的对象由子辈变为了父辈。2000年之前，尚家沟以及周边乡镇村民分家时，都是年轻夫妻搬离主家，分家的主导权牢固地掌握在年老父辈的手中，但在2000年之后，搬离的对象换成了年老父辈，“儿子儿媳成了主人”，“爹妈被赶了出去”。至于为何会出现如此现象？尚家沟一些年轻媳妇直言不讳地讲，“家里的啥不是我们挣下的！他们有啥呢”。第三，分家方式的转变增加了独居老人的数量。2000年之前，无论如何分家，在尚家沟以及周边村镇，总是有一对年轻夫妻与老人生活在一起。但在2000年之后，代际“互惠”思想使得很多年轻夫妻在父辈无力分担家务时便将他们“分了出去”，由此，老人独居逐渐成了一种普遍现象。除“分家” 所致之外，老人独居的另一原因就是子女外出务工。在尚家沟的很多家庭中，虽然儿子儿媳与老人并未分家，但儿子儿媳及其子女已经搬离尚家沟多年，只留下两位老人或者一位老人独自生活。无论是让老人搬离的分家还是已婚子女举家外迁将老人“扔在”家中，最终的结果都是年老父辈独自生活、自谋生计。

在代际关系发生彻底翻转的二十一世纪，那些与儿子儿媳一块居住的父辈，他们的境遇又是如何？据村里老人反映，那些尚能帮助子女操持家务的老人，他们的境况相对较好，而那些已经不能很好地帮助儿子儿媳操持家务的老人，很多都会受到子女的冷落、呵斥、推搡甚至打骂。在这种情况下，年老父辈对儿子儿媳的要求愈加降低，说到这些，一位老人讲：“打骂都是小事，只要让吃饭，就已经算是不错了。现在能让吃饭的儿子媳妇子就算是孝顺的了。”当然，也有一些老人，虽然他们能够帮助儿子儿媳操持家务，但有时也依然免不了受到子女的冷落或者呵斥，对此，我在走访中也有所体会。

在村里一户村民家我就遇到了村民讲述的情景。这户人家的父母都已年近七十，从两位老人进入厨房到吃饭结束，儿子儿媳始终未与老人打招呼，老人自己取了碗筷，自己盛饭，饭桌上的气氛十分尴尬。后来，与其他村民提及这户人家的家事时，村民反映，2013年左右，因为家庭矛盾，这家的儿子不只扇了父亲嘴巴，还将他父亲推倒在地踹了几脚。村民还反映，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很多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都是如此，晚辈从不主动招呼老人吃饭，“饭熟了又没人去叫你，你知道了自己来吃，你不知道就算了”。在村里走访时，我也多次遇到子辈呵斥老人的情况。在另一村民家，年老的父亲说话时，儿子大声呵斥：“你不知道你就别说了，你知道个啥！”

在述说老人们窘迫遭遇的同时，也有个别的年轻夫妻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誉，其中尚家沟上泉的陈红川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与陈红川夫妻俩生活在一起。据老人们讲，陈红川夫妻俩“从来不和老人吵架”，反倒是他母亲不高兴时就“数落”儿子儿媳。2016年8月，在我前去尚家沟调研时，遇上陈红川母亲前去女儿家做客，农忙时节不在地里干活却去“串亲戚”，按照村里老人的说法，这在2000年之后的尚家沟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情。

在本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到2017年前后，可以说，尚家沟代际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从子辈受制于父辈到代际关系趋于平等，到父辈在代际博弈中落败，失去家庭事务的话语权、决定权，再到成为子辈嫌弃、冷落甚至虐待的对象，都清晰地展示了子辈家庭地位日趋上升，父辈家庭地位逐步衰落的变迁历程。之所以发生如此的变化，其动因是多方面的：国家在场提供了代际关系变迁的宏观场域，诸如不同时段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宣传，而在宏观场域的背景中，生计方式起到了核心的影响作用。农业集体的成立将村民从家庭、家族中剥离了出来，集体成为人们生产资料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来源，由此瓦解了家长建立权威地位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村民生计方式从“以农为主”向弃农务工”的转变，更是凸显了年轻一代家庭财富创造层面的优势，最终促生了子辈家庭事务的绝对决定权和父辈家庭权威地位的彻底丧失，这也致使年老父辈成为被冷落、嫌弃甚至被虐待的对象。

【注释】

[1][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耿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5页。

[2]（方言）泛指所有的老人。

[3]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4]干噘嘴，方言，啥也不吃，挨饿的意思。

[5]翻舌，方言，告状的意思。(www.xing528.com)

[6]无义种，方言，多用来骂不肖子孙，指不赡养父母、对父母无情无义的子辈。

[7]笑冬：“最后一代传统婆婆”，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8]撴碟子掼碗，方言，干家务活的时候，使劲摔打，发脾气。

[9]呛呛，方言，吵嚷。

[10]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11]今个，方言，今天的意思。

[12]（方言）时候，此处指农业集体解散之前。

[13]打锤炮仗，方言，吵架、打架的意思。

[14]巴挣，方言，指经过辛苦劳作而积累下来的。

[15]淘气，方言，吵架、闹矛盾。

[16][宋]朱熹著：《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08页。

[17][宋]朱熹著：《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39页。

[18][宋]朱熹著：《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57页。

[19]孽障，甘肃、青海一些地方的方言，意思为可怜和窝囊。

[20]郭于华：《倾听基层　我们如何讲述苦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282页。

[21][美]乔纳森·H·特纳：《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范伟达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7页。

[22]动弹，方言，干活、劳作的意思。

[23]蹲着，方言，指闲待着不干活。

[24]王跃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南农村分家行为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