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家沟村：以农为本的生计松动环境

我们依赖怎样的方式维持生计，主要取决于国家以及所在区域制度体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国家制度体系的变动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必然会带动农村居民生计方式的转变。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人口流动管理的逐步放宽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一定外出谋生的机会。由此，尚家沟村民传统的单一的生计方式开始出现转变：在以农为本的前提下，经由升学考试、参军、经商和外出务工等方式，部分村民开始拓展其生计范围，尚家沟村民的生计方式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相对来说，尚家沟村民生计方式的变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表现得并不十分鲜明，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民的生计方式仍旧呈现“农业为主”或者“农业唯一”的态势，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村民生计方式的变化就比较突出。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属于尚家沟村民生计方式多样化的起始阶段，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是尚家沟村民生计方式多样化的发展阶段。鉴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家沟村民生计方式的变动和表现存在一定差异，我们也将分别加以展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尚家沟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人口户数，农业社将土地、耕畜和农具等生产资料分给了村民，家庭再次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国家农村户籍管理的初步放松，以及高考制度的恢复，为尚家沟村民“农业唯一”的生计方式出现松动创造了条件，一些村民经由升学考试、参军、招工脱离了农业生产生活，也有村民在农闲时节选择外出务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已有村民通过高考、参军或者招工等方式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传统生计方式，但这部分人数量极少，每条山沟仅有三到四人，因此，此一阶段尚家沟村民主要的生计方式依然为农业种植。但无论如何，与之前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家沟村民的生计方式还是有了一定变化，生计结构模式从之前的“农业唯一”开始向“务农为主，少量务工”转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初，令尚家沟村民头疼的是，村民所使用的牛、马、骡子、毛驴等耕畜和架子车、犁头、耧、耙等生产工具都是集体解散时分得的，农业生产普遍存在耕畜和生产工具短缺的问题，几家合养一头牛、一匹马，共用一件生产工具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耕畜和生产工具的短缺加大了村民农业种植的难度。基于这种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春种秋收农忙时节村民“借用”生产工具和“换工”的现象十分普遍，村民在借用耧、耙、犁头等生产工具的同时，还采用“人工换人工”或者“人工换牲口”等方式来应对农具、耕畜和人力不足的问题。一些人力单薄的家庭，则直接采用了两家或者三家互相帮衬、搭伙种地的方式。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古浪县地势平坦区域相比，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尚家沟农业生产的方式依然十分落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已经开始使用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仅以甘肃省为例，截至1988年，甘肃省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1919台，小型及手扶拖拉机17.6万台，大中型农机具22819部，机耕面积1022.3万亩，机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19.61%。^[9]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尚家沟周边地势较为平坦区域，如一棵树、张家墩、菜子口、周家庄等村落，也有个别村民购买了农用三轮车、手扶拖拉机用于农田运输和耕作，但在尚家沟，村民农业种植依然延续着传统的耕种方式，施肥、耕种、收割、拉运和打碾等农活都依赖人力和畜力完成。

受高海拔、低气温、短无霜期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尚家沟所在区域作物生长缓慢、成熟时间晚。早期的尚家沟，仅有青稞、小麦、豌豆、箭筈豌豆、油菜、胡麻等耐寒耐旱作物可以生长。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尚家沟的作物种类依旧比较有限，仍以小麦、青稞、土豆、豌豆等传统作物为主。唯一相对明显的变化是，随着成熟期较短小麦品种的引入，小麦逐渐成了当地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而在农业集体早期作为主要种植作物的青稞，则基本退出了尚家沟农业种植的历史舞台。在这一时段里，种植作物中小麦、豌豆和土豆所占的比重最大，一般来说，小麦和豌豆的种植面积约占农户耕地面积的70%。其他的农田，村民则根据自家需要，种植少量的土豆、箭筈豌豆、青稞、油菜和胡麻。如同粮食作物一样，尚家沟在所能种植的蔬菜种类也非常少，主要有白菜、萝卜和小葱。

在农业种植的同时，尚家沟村民还少量喂养猪、羊、鸡等家畜家禽。除个别人口较多的人家喂养几十只羊之外，其他一般的农户，大多喂养三到五只或者更少的羊、十到二十只鸡、一到两头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绝大多数村民已经不再有粮食短缺、忍饥挨饿的问题，但村民的生活仍旧并不宽裕，村民喂养的猪、羊、鸡等家畜家禽，基本都是用以出售补贴生活而非自食。在我记忆中，村民大多将鸡蛋积攒下来，从走乡串户的货郎手中换取颜色^[10]、针线、锥子、顶针、木梳、篦子等日用杂物，或者前往张家墩、南冲寺等地卖给那里的人们，然后再购买家中所需的食盐、煤油、调料，以及孩子上学使用的铅笔、橡皮、本子等物；喂养的猪，往往也是卖到张家墩的收购站，或者在腊月宰杀，自家留一小部分，其余绝大部分都卖给别人；村民养羊也是如此，基本都是卖给了前来收购的贩子。尚家沟所在区域降水少，气候干燥，适宜于当归、柴胡等中药材的生长，在夏秋两季，当地山林边缘和阳面山坡便有零星的当归、柴胡、黄芪等野生药材。为了补贴家用，也有村里的小孩到野外挖当归、柴胡和黄芪卖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土里刨食”的村民来说，能够脱离土地吃上“皇粮”，那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就在这一时段，尚家沟有两名学生考取了大学，又有几人参了军，几年之后他们都有了“铁饭碗”，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虽然他们谋生方式的转变是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但在讨论尚家沟村民的生计方式时，并不适合将他们纳入我们讨论的范畴之内，因为他们的数量十分有限，所占比例极其微小。在生计层面真正让尚家沟村民感受到巨大变化的，是一些年轻村民在农闲之际开始外出“打工”，这开启了改革开放之后尚家沟村民外出务工的先河。每年春节刚过或者春种结束之后，尚家沟的一些青壮年村民便背着铺盖，三三两两地前去外地务工，在秋收时节或者春节临近时，他们又会陆续赶回家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民外出务工的地点主要有甘肃的九条岭煤矿、炭山岭煤矿、山丹煤矿、永昌煤矿、双龙沟金矿和青海冷湖芒硝矿。

煤矿和金矿的安全风险比较大，按照村民当时的说法，井下挖煤和背金沙是“三片石头夹着一片肉”“吃着阳间的饭干着阴间的活”，属于“埋了没死”“拿命换钱”的营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家沟每条山沟至少有三到四名村民在煤矿或者金矿工作中致死致残。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我的一位儿时玩伴，他长我一两岁，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外出务工时遭遇意外死亡的。当时，每天的清晨、黄昏时分，他的母亲都到庄子外面烧纸、号哭，前前后后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甚是凄惨，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尽管如此，由于煤矿与金矿“门槛低、工钱高、给钱及时”，依然吸引着尚家沟村民前去务工。我所居住的尚家沟，与天祝县的一些村庄犬牙交错，难分彼此。记得也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上泉旁边天祝县石沟的梅尕蛋，大名叫梅万林，据说在双龙沟背金沙时“发了大财”“成了万元户”。他家买了两三辆自行车，一家七八口人全部整整齐齐地穿上了呢子大衣，这在那时的尚家沟及其附近村落并不多见。梅尕蛋的成功更是激起了附近人们发财的梦想，一批又一批的村民前往双龙沟去背金沙。但实际上，除了那些“包工头子”，在双龙沟“挣上大钱”的人，好像再也没有听到过。

在村民开始前往煤矿、金矿、芒硝矿务工的同时，也有个别村民经营小本生意，诸如开小商店，贩卖西瓜、南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瓜果蔬菜，但从事小本生意的村民数量非常少。因为在尚家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依然是一个“赏识老实人”的时代，很多人提亲的时候首先说的就是这小伙子老实得很”。陈开知尕爹到我家提亲时，说我姐夫“是个老实娃娃”，姐夫首先就在我父母的心目中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从事小本生意是一件“不甚光彩”的事情，至少“无奸不商”的思想让人很容易产生“这小伙子不老实”“不干正事”的想法，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中，只有种地和务工才是“正经营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家沟先后共有4户人家经营小商店，所售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十分有限，多为火柴、纸张、文具、食盐、罐头、砖茶、白砂糖等日常所用物品。而贩卖西瓜、南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瓜果蔬菜的村民更少，多是一棵树、张家墩等村庄的一些村民。

那么，在这种“以农为本”的生计模式下，尚家沟村民的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尚家沟的所有耕地都属于旱地，依靠雨水浇灌，作物产量非常低。村里老人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份，尚家沟每亩小麦的收成约有200公斤，豌豆约为150公斤，按照每人两亩左右耕地来计算，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粮食收入总量也仅有1700公斤左右，缴纳公粮之后，村民所留粮食并不多。遇到春夏过分干旱或者秋季持续多雨的年份，尚家沟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村民依然会陷入青黄不接的困境，需要向别人借粮。在饮食方面，村民一日三餐主要为土豆、面粉、白菜和萝卜，西瓜、苹果、梨子、辣椒、西红柿、茄子等瓜果蔬菜极为少见。多是有人来村庄贩卖时，村民用麦子或者豌豆换取少量用以尝鲜或者招待客人。肉类食物更是少见，对于绝大部分家庭而言，仅在过年时才会购买或用粮食换取少量猪肉，每户大约准备三到四公斤。显而易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家沟村民的生活并不宽裕。问题在于，在农业收入并不能很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的情况下，为什么绝大多数村民依然选择务农作为其主要的或者唯一的谋生方式？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村民自身条件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西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尚不能为外出务工的村民提供充裕的务工机会，加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出务工的村民多为文盲、半文盲，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他们务工空间的拓展。村民讲：“那时候你出去也不容易找到活。”因此尚家沟村民主要选择了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对较低的矿山作为主要的务工场所。煤矿、金矿入门要求低，但危险性大，而前往相对比较安全的芒硝矿、钾肥矿，则需要得到“包工头子”的允诺和带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较早外出务工的谢三元、陈丙甲等人，在其他村民开始外出务工时，他们已经成了能够带人务工的“包工头子”。为了能够外出务工，找到一份“能挣钱而又比较安全的活”，很多村民选择给这些“包工头子”送鸡、送油，以此获得跟随外出务工的机会。总体看来，就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言，虽然尚家沟村民迈出了外出务工的第一步，外出务工也成了村民务农之外重要的一项谋生方式，但尚家沟外出务工村民的数量并不多，仅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绝大多数劳动力依然选择留在家中务农。(www.xing528.com)

当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尚家沟村民的生计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工矿企业和城市基础建设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相对广泛的就业机会，村民的谋生渠道越来越多，形成了“务农为主、务工为辅、兼具其他”的生计结构模式。在讨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尚家沟村民“以何为生” 这一问题时，我们将那些经由考学、参军、招工而进入城镇的村民也纳入了讨论范畴，因为他们所占的比重有了明显提升。而且，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务农的谋生方式，但他们的家人仍然留在村里，与其他村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在当地村民的眼里，他们依然是村民，只不过是谋生方式有所差异，“混得好些”而已。

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村民的生计方式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第一个变化是外出务工村民的数量有所增加。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不仅难以给男性村民提供充裕的务工机会，更是限制了女性村民外出务工，因为“那时候没有女人们干的活”，而且，在当时尚家沟村民的观念中，女人“四处乱跑”就是“不正经”的表现，“谁家女的出去，那不叫人笑话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黄羊川镇政府所在地张家墩的一个女孩在双龙沟金矿经营理发店。就是因为如此，关于这女孩的“种种传闻”在黄羊川被人说得绘声绘色，传得沸沸扬扬，说那女孩“不正经”，在双龙沟“做小姐”呢。至于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无从知晓，但这还是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思想保守的事实。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情况就有了明显的变化，外出务工队伍不断壮大，女性也从最初的“一些女人跟着自己的男人打工”，逐渐转向没结婚的姑娘子也开始外出务工”，外出务工逐渐成了尚家沟村民务农之外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第二个变化是村民外出务工工种的拓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尚家沟村民外出务工的场所大多都在煤矿、金矿、芒硝矿等矿山，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外出村民提供了较为广泛的务工机会。尚家沟村民在金矿、煤矿、芒硝矿、钾肥矿务工的同时，也有村民开始在房屋、桥梁、道路、隧道修建等工程建设场所中务工，或者到武威、民勤、酒泉等地从事割麦、摘啤酒花、种打瓜等季节性劳动，而未婚的女孩则多选择到城镇的服装厂、饭店、商场和理发店工作。对于尚家沟村民来说，到金矿和煤矿务工更具吸引力，一是工作相对稳定，“只要自己能够坚持，一般可以持续多年”。二是劳动报酬较高，一个劳动日能挣0元到100元，而且“要钱容易”。因此，在有多样选择机会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然有很多村民涌向了煤矿和金矿。在金矿和煤矿务工，虽然较快地改善了部分家庭的经济条件，但也为后来一些家庭的不幸埋下了伏笔。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样，同样有十多名村民在金矿、煤矿务工时遭遇意外，导致身亡或者终生瘫痪。除了在家务农、外出务工之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有一些年轻人经由考学、参军、招工得到了一份让人羡慕的“饭碗”，也有一些村民在种地的同时从事小本生意，主要为经营小商店，贩卖西瓜、苹果、辣椒、茄子、西红柿等瓜果蔬菜。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虽然尚家沟外出务工村民的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一些女性加入了务工队伍，村民的生计方式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外出务工成了村民增收的重要路径，但从其比重来看，那一时段人们主要的生计方式依然是农业生产。据统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年轻男性村民选择外出务工，其余的年轻男性村民则选择留在家中务农。以尚家沟上泉村民小组1995年数据为例，1995年上泉村民小组共计69户346人。按照16岁到60岁男性和16岁到55岁女性作为劳动力来计算，1995年，上泉村民小组劳动力的数量为168人，外出务工村民数量累计为60人，外出务工人员仅占所有劳动力的35.7%，因为部分年轻男性和大部分年轻女性依然在家务农。

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尚家沟村民的收入结构又是如何？我的堂哥陈汉川及其家庭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陈汉川外出务工，父母、妻子负责种植庄稼、照顾孩子。以1995年前后为例，当时，陈汉川家共有15亩农田，主要种植小麦和豌豆。一般小麦种植面积为7亩，豌豆种植面积为6亩，其余耕地种植少量土豆、油菜等作物。在风调雨顺的年份，每亩小麦一般可以收获250公斤，豌豆能够收获150公斤。按照当时粮食作物的价格，小麦一公斤1.6元，豌豆一公斤2.6元，如果将所有的小麦和豌豆折合为货币，其农业种植的收入在5000元到6000元之间。当然，绝大多数年份尚家沟难以实现风调雨顺的愿望，不是春夏干旱就是秋季多雨，15亩农田很难达到5000元到6000元的收入。陈汉川在建筑队务工时，每天能挣五十元左右，由于农忙时节还需回家种植或收割庄稼，据他讲：“有时候遇上下雨天不干活，或者工程干完一时半会找不到活的情况，一年下来最多能给家里拿回来八九千到一万元。” 陈汉川家庭收入情况说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尚家沟单个劳动力的务工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务农收入。

那么，我们能否凭借陈汉川的情况来推定尚家沟整体的务工收入已经超过了务农收入？还是以1995年上泉村民小组为例，1995年上泉村民小组共计69户346人，全年累计外出务工村民数量为60人。我们知道，并非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外务工，家庭成员年龄结构不同，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也不同，有的家庭可能有一人外出，有的家庭可能有两人或者三人外出，也有的家庭没有人外出务工。据统计，在1995年，尚家沟上泉村民小组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村民户数为46户。从数据统计和陈汉川家庭收入情况来看，给我们的直观感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尚家沟整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但事实并非如此。按照村民的说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并不是每一个外出务工的村民都能够如同陈汉川那样挣到钱。“一是活不稳定，有时有呢，有时就没有了；二是钱不好要。一年能挣八九千的人不多，也就占五分之一吧，能挣八九千的人主要在建筑工地当大工，在煤矿背煤，其他的人挣不了那么多。”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土地、农业仍旧是村民根本的生存依赖，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农业种植依然是他们主要的或者是唯一的生计方式。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尚家沟农业生产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作物种类依旧是小麦、豌豆、土豆、油菜等传统的作物，所出现的变化主要在耕畜、机械和肥料的使用方面。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比起骡、马，虽然牛比较有耐力，但动作比较迟缓；毛驴力气小而且动作缓慢，均不似骡、马一样好使。因为这个原因，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作为主要耕畜的牛和毛驴逐渐被淘汰了，尚家沟绝大多数农户都以骡、马作为耕畜。在骡、马之间，由于马的食量大，力量又不似骡子那样持久，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养马的农户也越来越少，骡子便成了尚家沟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畜力。与此同时，也有村民开始购买三轮车和手扶拖拉机等机械工具用以农业生产，但数量很少。由于尚家沟大部分耕地分布在村庄四周的山坡上，耕地、播种、施肥、收割等农活依然靠人力、畜力完成，三轮车、拖拉机主要用于拉运和打场。在经营方式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尚家沟农业种植依然延续着传统的、粗放式的经营模式，庄稼种植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大量使用化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钾肥、磷肥等农用化肥已经出现，但化肥完全由供销社统一供应，购买需要托关系，因此，村民使用化肥的量相对也少。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化肥涌入了市场，在尚家沟农业种植中，钾肥、磷肥逐渐替代了传统的粪肥，化肥的使用明显提高了当地粮食作物的产量。

由上述可见，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尚家沟村民的生计方式日趋呈现出“务农为主、务工为辅，兼具其他”的多样化发展态势，外出务工成了尚家沟村民务农之外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就其生计结构而言，务农依然是村民主要的生计依赖。在缺乏更多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村民只能着眼于土地耕作，受此影响，村庄里出现了大量开挖周边荒山、荒地，偷犁他人农田的情况，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也比较突出；由于村民之间有了一定的贫富分化，出于妒忌心理，村庄里也出现了偷盗他人庄稼和其他财物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