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变迁：尚家沟村民生育文化的渐变与转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给广大乡村带来了新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变动。回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家沟村民生育文化的表现，可以说，这是一个延续与变迁共存的时期，更为确切地说，是“早生多生”“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的延续与渐变。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村民生育相关的变化首先是子女数量的减少，“四孩家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二孩家庭”所占比重开始上升，并成为家庭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农业集体经济时代，虽然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节育的必要性^[4]，而且国家也曾倡导过“自愿节育” 和“晚、稀、少”等生育理念^[5]，但我国政府并没有真正采取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措施。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村民大多采取了“能生则生”的生育方式，村民家庭生育子女数量比较多，“四孩家庭”比重高达60%左右。从1980年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调整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除了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广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4年4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经过审批，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胎。但是要严禁计划外二胎，杜绝多胎。”逐项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从倡导逐渐转向了管制。在国家强力进行生育控制的情形下，尚家沟村民子女生育数量也随之开始下降。为了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民生育子女状况，我们统计了1979年12月至1999年12月期间尚家沟村民家庭生育子女的状况。统计结果显示，除极个别不能生育的家庭外，979年12月至1999年12月期间，尚家沟“二孩家庭”数量最多，其次为三孩家庭”，再次是“四孩家庭”，数量最少的是“一孩家庭”。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在国家强力推行计划生育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什么尚家沟依然有很多“三孩”“四孩”家庭的存在？问及这一现象的原因，村民的回答也比较直接：“还不都是为了生儿子！”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进一步加大了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管控力度，外在的强制力量毫无疑问抑制了村民“多生”的行为。同时，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开了眼界”的女孩们再也不愿像之前那样选择尚家沟这样偏僻的山村作为出嫁地，“娶妻难”日益成为当地男性村民面临的棘手问题，这一变化自然而然也推动了人们“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转变。“一是国家不允许，二是生下几个娃子，你也没办法给人家完任务啊。”那时，就有村民开玩笑地“抱怨”：“儿子养多了那还不是来要账的，还不扒了你的皮！”虽然人们不再像之前那样认可“多子多福”，但“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发生丝毫改变，人们依旧执着于“生儿子”，“最起码得生一个儿子”。一些村民在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女孩之后，生了一个男孩，了却了自己的心愿。当然，也有人在生育三个或者四个女孩之后，迫于计划生育或者“自己灰心”，最终“无奈地”放弃了生儿子的念头。统计结果显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家沟已经没有了五个甚至更多孩子的家庭，但据我们走访了解，其实仍然有个别家庭生过五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只是，受“无子即无后”观念的影响，在连续生育了多个女孩之后，为了“生个儿子”，实现“传宗接代”的愿望，他们将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送给了别人。仅在上泉，送走女孩的家庭就有五六个，他们大多是将第三个女孩送给了自己的亲戚。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管控力度不断加强，为了实现生儿子”的愿望，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已经生育了多个女孩的家庭，在送养女孩的同时，年轻夫妻大都采取了远走他乡的方式。有过这种经历的村民讲：“那时候就是往人少的地方跑，多是去了甘肃、新疆、内蒙古的一些煤矿。一是能够有活干，吃上饭；二是这些地方的计划生育管得松一点。”在尚家沟，我们找到了几对这样的夫妻，试图了解他们的感受和经历。提及“生儿子”，“遭罪”是他们用得最多的词汇，他们将年龄稍大的女孩“扔在家里”，带着年龄稍小甚至尚在襁褓之中的女孩离开尚家沟，跑到煤矿、芒硝矿等地，开始男人打工、女人照顾孩子和生育孩子的生活。

在这一点上，陈汉川深有感触，因为“担心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前来入户检查”，在他们第二个女儿出生之后，陈汉川夫妻俩就开始了如同小品《超生游击队》中所讲的生活，他们先后去了甘肃兰州红古区、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的煤矿。陈汉川在讲述他逃避计划生育的经历时，他用“东跑西窜”“提心吊胆”“居无定所”来形容当时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夫妻俩先后生育了第三个女儿、第四个女儿。为了实现生育儿子的愿望，他们将二女儿寄养在了亲戚家中，将三女儿送给了别人，最终，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幸运地生下了儿子”。说起这段经历，陈汉川多次提到了“绝望”一词，“生一个是个丫头子，生一个是一个丫头子”，“盼不来个男娃娃”，加之居无定所、生活拮据等困境，一度让他感到“已经没有了活路”。他说：“在窑街煤矿的时候，有一次给媳妇子留了个条子，说‘再不要找我了’，跑到兰州待了两天，那时候就有过不想活了的念头。后来一想家里还有老汉娃娃呢，就又回去了，进门之后媳妇子就哭成了一堆。” 从第二个孩子到第五个孩子出生，数年的时间，按照他的说法，“其他都不管了，就做了一件事”。陈汉川将年幼的孩子留在父母身边，或寄养在亲戚家中，或直接送养，放弃了所有正常的生活，“那时候就没个正常生活，也没想着挣钱，跑到这里，跑到那里，就是维持个基本生活，连家里娃娃、老人都顾不上，所有都是为了生个儿子”。

为了实现生育儿子的愿望，应该说，陈汉川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艰辛，但在讲述那些“东躲西藏”“担惊受怕”“衣食无着”的生活经历时，他的脸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痛苦”的神情了，相反，言语间流露出更多磨难之后成功”的喜悦，因为他最终生了儿子，实现了“传宗接代”愿望，也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在尚家沟，陈汉川并非个例，仅在六十多户村民的上泉，就有十多对夫妻有过与陈汉川类似的经历。这些村民为了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可以说用尽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据他们讲，“给计划生育的人送礼，把家扔了往外面跑，请‘神婆子’禳解，请道爷’作法，啥办法都用上了”。然而，并非所有的努力都会有结果，有的夫妻在采取了各种办法之后，依然“生不下男娃”，最终只好无奈地放弃了“生儿子”的念头。对于过往，他们不像陈汉川那样“彻头彻尾”、详细地述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或者就是“都过掉的事了还有啥提头”！其实，对他们来说，让他们痛苦的并不是过往担惊受怕”“衣食无着”的生活，而是他们“最终也没有生育男孩”这一结局，所以他们不再愿意提起过往的经历。有的夫妻，为了躲避大家的说三道四”，很早之前就直接搬离了尚家沟。

回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家沟村民的生育观念，虽然人们依旧固守着“传宗接代”的思想，盼望生育男孩，但与集体时代相比，此时村民的生育观念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八十年代年轻夫妻还部分地坚持集体时代的观念，希望生两个男孩，以便“以后有个帮衬”，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在尚家沟村民的认知中，“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已经消失殆尽，“有一个儿子就行了，多了将来娶媳妇都是麻烦”。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村民的生育意愿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生育性别偏好”的转变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生育观念的转变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

尚家沟农业集体宣告解散之后，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并没有改变农业生产的劳作方式，村民的生活依然依赖于人力为主的土地耕作，劳动力优势显现得依旧十分明显。在绝大多数家庭或缺少人力，或缺少耕畜，或缺少农具，不得不合作的情形下，只有少数家庭没有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原因就在于“家里儿子多”，“多子”依然意味着“多福”。这一点，闫万河一家就具有很好的代表性。集体解散时，因为家中人多，闫万河一家所得土地也比较多，他的几个儿子基本都成了“一顶一”的劳动力。当尚家沟人口单薄的家庭因春种秋收“愁得嘴角起泡”“忙得焦头烂额”“苦得灰头土脸”的时候，闫万河却过着相对悠闲、让人羡慕的生活，因为他的儿子们有的种地，有的放羊，有的务工，完全可以应付所有的农家事务。在我的记忆中，即便是农忙时节，闫万河依然戴着瓜皮帽，穿着黑褂子，挂着石头镜，骑着一匹黑色“走马”，卷着尘土，风一样地来回奔走在尚家沟的山路上，很是风光。在很多人家“连干活的牲口都没有”的情况下，他却“耍着走马”，算是出尽了风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只是闫万河，几乎所有儿子多的家庭都凸显出了一定优势，无论是农田耕作还是与邻里发生矛盾，多子都能带来诸多益处。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虽然国家已经开始不断强化计划生育的管控力度，政策影响之下的村民已经不再像农业集体时代那样执着于多生，但“多子”带来的明显“红利”依然让村民倾向于生男孩，“最好是生下两个儿子，别的不要说，就说是打架，有两个儿子也好有个人帮个忙”。(www.xing528.com)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让“多子”家庭始料未及的是，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多子”不仅不再带来“多福”，反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那就是“娶妻难”问题。在尚家沟村民婚姻变迁部分已经提起过，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外出务工村民数量的增多，“见过世面”的人们不再觉得尚家沟是块“风水宝地”，尤其是当时尚未出嫁的女孩，她们大都不再愿意待在“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靠天吃饭”的尚家沟，而是希望嫁到古浪县城附近、海子滩、黄花滩、土门、武威等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吃水方便的地方，除非当地男孩具有“长得好看”“能说会道”“有本事”等足以吸引人的优点。在此情形下，尚家沟未婚男性的婚配就成了其父母和本人“头疼”的大事，家中男孩越多，父母所面临的问题越突出。关于这一点，村民讲：“家里儿子少点的，实在不行了还可以换亲，家里都是小伙子的，你咋办呢？小伙子多的（家庭）姑娘子都不愿意来，就说得不好听些，来了分家都分不上什么东西！”某种程度上，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尚家沟类同于闫万河那样的村民，好日子”就算是逐渐“到了头”。闫万河已经没有了八十年代那样的“风光”和“底气”，给儿子们说媳妇这个“大麻烦”折腾得他“焦头烂额”，脸上也没有了曾经藐视一切的神情。据周围邻居讲，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因为无法解决儿子们的婚姻问题，父子之间开始出现矛盾冲突，“家里经常打锤炮仗（吵架、打架）的”。闫万河也不似以前那样“神气”了，一年四季在山上放羊，“话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虽然尚家沟也有始终无法解决个人婚姻问题的“光棍”，但那些都是或轻或重有一些身体或者精神问题的男性村民，就如村民说的，“那个时候说不上媳妇的都是些有问题的”。但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身体健全的“光棍”也开始出现，而且基本都出现在男孩较多的家庭。受此影响，村民生育意愿中的“男性偏好”就有了一定改变，“没个男孩不行，但多了也不行，最好就是一男一女两个”。可以说，整个九十年代，尚家沟村民的生育意愿始终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没有（男孩）不行，（男孩）多了也不行”。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但“传宗接代”的观念依然扎根于他们的思想深处，执着地影响着他们的生育行为。

受“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生育性别选择层面，尚家沟村民依然执着于“男性偏好”的传统思想，那么，在子女的培养方面，八九十年代的尚家沟村民又有怎样的表现？说到这一点，我不得不再次提起当时轰动乡里的事情，那就是，1980年，尚家沟大队上泉生产队陈家的两个学生考上了大学，成了村民口中的“秀才”。虽然尚家沟三条山沟交汇之处叫“耕读坡”，但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口口相传，尚家沟的发展历史上并未出现过任何“有所功名”的读书人，“耕读”可能只是当地人们寄托希望的一种方式。陈家的两个学生考取了大学，意味着他们从此改变了“土里刨食”的命运，成了“公家的人”，这让村民羡慕不已，也激起了其他家庭“供”^[6]孩子读书的欲望和信心。然而，家长们执着于“砸锅卖铁”支持上学的都是男孩，尚家沟村民依然普遍不支持或者不重视女孩上学。虽然村民并不知晓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但他们始终坚持着女孩以学习“针线、茶饭”为主的养育理念，他们仍旧认为，女孩读书“没有用处”，因为“最终会是别人家的”，“学不会针线、茶饭”，将来必然会导致家庭矛盾重重。受此影响，就学女孩的数量往往很少，而且，随着年级的增高，就学女孩的数量更是逐步下降，“一、二年级还有四五个，到四、五年级的时候，最多也就一两个了”。

在我的记忆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尚家沟村小耕读坡小学共有五个年级，每个年级有一个班。从一到三年级，二十多人的班级里总会有五六名女生，等到五年级时，往往只剩下一到两名女生，其余的女生都中途辍学回家了。耕读坡小学毕业之后，继续上学的学生分别去了六七公里之外的一棵树或者张家墩读初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没有任何一个尚家沟的女孩进入中学读书，原本屈指可数的女孩都放弃了学业，而且很快都嫁了人。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末稍有变化，逐渐有了一两个女孩升入初中，但并没有哪个女孩读书至初中毕业。除男女数量存在差异之外，就学时长的差别也比较明显，根据走访了解，在八十年代，仅有一到两个女孩上学至初中，而上学至初中、高中的男孩数量就多得多了，后来还有几名男生后来考到了武威师范学校和张掖师范专科学校。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不重视或者不支持女孩接受学校教育的情况有了一定改变，尤其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学龄女孩接受学校教育逐渐趋于普遍。据村民反映，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源于家长思想观念的变化，除个别情况十分特殊的女孩之外，尚家沟绝大多数的学龄女孩都接受了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尽管也有一些在中途辍学了。在这一时段，尚家沟的家长们在支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方面已经基本做到了男女平等，但在支持力度方面，依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男女差别。贯穿整个九十年代，虽然也有女孩读书至高中，但并没有哪个尚家沟的女孩考入大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十年代尚家沟先后有十多名男孩考取了大中专院校，因为村民依然认为：“男孩上学就是对的，女孩嘛上那么多学干啥呢？”而且，九十年代尚家沟女孩的结婚年龄普遍较早，“别人家的都许给人家，有些还出嫁掉了，就你的上学，人见了也笑话哩嘛”。当然也有家长担心，女娃娃出去上学，跟上人家的小伙子（跑了），在庄子里丢人得很”。所以，九十年代尚家沟的家长们依然并不希望自家的女孩“读太多的书”。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尚家沟村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同样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国家计划生育管控力度的加大和年轻村民“娶妻难”问题的出现，“多子多福”的生育追求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但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牢固地扎根于尚家沟村民的思想和行为之中，人们渴望“至少生一个男孩”，以求不要断了香火”。在子女培养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观念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在多少不一重视“针线、茶饭”等操持家务技能培养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允许女孩接受义务教育之外的学校教育，但着力“供”着上学的对象依然只是男孩而不是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