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理论揭示货币政策的无完美性

信用货币的出现催生了货币政策。由于货币通常都不是“中性的”，货币发行者也就不仅只是被动地向经济体供应货币，而且也可以利用货币主动地干预经济。只要人们想要利用信用货币所带来的好处，货币政策便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政府必须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扮演一定角色的一个例证。

货币政策与货币理论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超乎普通社会科学与一般社会工程学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可以对此做出一些解释。首先，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由于货币（在技术上）可以在一瞬间无限量地进行发行，所以，货币问题从一开始就首先是一个操作的（或政策的）问题，而这个操作只能在一定的理论（无论其是否“完善”或“适当”）指导下来进行。离开了某种理论指导（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货币也就无法发行。这一点与普通经济行为者是有所区别的：没有经济理论，普通经济行为者照样行为。于是，此时的货币政策，也就是“在一定的货币理论指导下的政策”，而此时的货币理论，也就变成了对于“按照某种货币政策所造成的结果”的研究；我们也就只能像对待其他实在物那样借助于时空维度来区分“这个理论”与“那个理论”，“这个政策”与“那个政策”，以及“这个世界状态”与“那个世界状态”了。其次，由于一国只具有一个货币管理当局，同时由于金融问题的专门性，该机构通常是由为数很少的经济专家和经济学家来领导的，因此，一种货币理论，只要被央行的官员们所接受，也就可以很容易、很及时地转化为货币政策；而一定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在经过专家评估之后，又可以用于修改理论，进而使货币政策得到比较及时的修正。笔者认为，正是这个特点造成了货币理论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这就好比驾驶汽车，任何危险的念头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执行，因为它很容易遭受惩罚。驾驶者必须全神贯注于实际效果的取得。因此，货币理论也就脱离主流经济学而单独进行发展了。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的区别在于，亿万人的实践活动不一定是基于某种经济理论的，一定的社会状态更不能视作经济理论的建构物；这就允许经济理论与现实发生较大的、较为长期的偏离。这是一种程度上（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

对于经济系统的复杂的、异质的、动态的和动荡的特征，我们还将在后文继续做出大量论述。面对这样的工作对象，货币当局有什么办法可以简单而完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呢？只要我们通过运用算法理论而洞察了经济体的上述特征，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即：不大可能存在完美的货币政策。后者是难以设想的。由于经济规模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适当的货币数量”必定是难以精确地确定的。即使可以根据某种公式或机制确定“正常年份”的货币供应量，也难以确定繁荣、衰退或者危机状态下的货币量——而后者也许更为重要。即使可以确定货币的总量，也很难把它“适当地”投放到经济体的角角落落。数量手段与利率手段的配合使用增加了操作的难度，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以及体制改革）的配合将进一步加大操作的难度。

完美货币政策的不可能性，还要从“什么是‘完美’的标准”这个问题上来进行理解。在一个动态的、需要具备一定前瞻性的环境中，我们也常常不知道什么状态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从而是“完美”的。因此，货币政策只能制订某些具体的、可衡量的目标；通过观察实际状况达到这些目标的程度，来判断货币政策效果。这是有限理性所引起的“不完美性”的一种表现。通货膨胀率通常是主要的指标之一，可以用来衡量货币政策是否适当。“零通胀”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想到的简单的目标。假如通胀率总是能够维持在零（或其附近），也许可以表明货币供应量是适度的（即使暂时如此），但这是否就表明整个货币政策就是“适当的”呢？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颇为容易的问题，在经济学家的眼中却有一些复杂。鉴于此，经济学家们通常还要参照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以及国际收支等方面的情况，来对货币政策做出综合判断。这种“多指标”的性质也应当视作一种“算法的性质”。(www.xing528.com)

货币政策的难点不仅在于工作对象的性质，而且在于操作者能力的局限性。货币当局也是由普通人来进行管理的，只不过这些人拥有比社会大众更为丰富的专业知识而已。然而，任何已有的知识都是有缺陷的，都有待于发展和革新。这都不能使管理者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免于使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具体的情况，免于使用自己的头脑现场进行思考。由此得出的决策必定是不圆满的、主观的和有风格的，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明显的错误。参与决策的人数增加、民主决策机制的设定以及研究力量的辅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央行的领导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政府首脑所面临的困境是，要么任命一个具有这种倾向的行长，要么任命一个具有那种倾向的行长，要么再根据他的表现与各方面的意见进行撤换。

货币当局的管理水平也是历史地发展的。美国1929～1933 年所发生的大萧条，其程度如此之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危机时期配合了高度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不仅仅是一种“不完善”，而是在不了解货币原理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严重错误。在苏联解体与俄罗斯改革初期所发生的严重崩溃，源于改革者对于市场经济的教条式理解，而南辕北辙的货币政策也要分担一部分责任。^[9]在各门各派从不同方向所进行的促进之下，“货币非中性”这一“观念”（因为暂时还不是“理论”）基本上在各国央行中得到了确立。自此以后，在美联储的带领之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走上了温和通货膨胀的道路。即使连保守的德国央行，也允许一定的通货膨胀率。世界进入了频繁运用货币政策的时代。在对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治理中，有关各国的中央银行都表现活跃。如今，在机警的美联储的治理之下，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似乎都已经从悬崖边被拉回来了，美联储终于开始启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进程了。然而，对危机的治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花费的时间也是漫长的，其进程似乎也不比对大萧条的治理更加迅速。另一方面，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起因于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欧洲债务危机也与货币有关——即在各欧盟国家的财政政策尚不统一的情况下过早地统一了货币。社会公众如今已经普遍产生了对于货币政策的敌视和厌恶情绪。这些都向经济学者们提出了挑战：货币政策今后究竟应当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