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作为目的之外的工具模型在论文中的探讨

斯密的论文《语言》是在1761年登载于《语言学杂集》（The PhilologicalMiscellany）期刊上的。相比之下，此论文发表的时间要比初版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晚两年，但其中的思想却早已经在斯密着手准备书写《道德情操论》之前就暗含其中了。这条时间线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斯密在《语言》一文中所分析使用的模型也同样出现在了《道德情操论》中，而在此之前，斯密就已经将它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工具，用以普遍地理解人类交往的基础以及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的本质。《语言》一文展露出来的只是该模型的雏形，随着思想日臻成熟，斯密开始不断地运用这个模型来解释越来越多的人类行为。

如第二章所述，斯密在论文的开头假设了一种语言形成的“猜想历史”：有两个野蛮人，“在远离人类社会的地方被抚养长大，未被教习学会如何说话，为了让彼此明白各自的需求，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发展出语言”[6]。斯密笔下的野蛮人起初首先将名称赋予身边熟悉的各种具体事物。但当他们发现被称作“洞穴”“树木”和“泉水”的具体事物也和其他对象相似时，他们“自然而然就用那些指称最初对象的名称去指称与之相似的新对象”（引文同上）。[7]

斯密通过分析认为，语言的整体发展并不需要意识的导向。专有名词转化为普通名词是由心理联想触发的无意识过程完成的。随着野蛮人进化为思想开明的18世纪苏格兰人，他们的经验范围不断扩大，需要命名的事物也在不断增多，同时伴随着的还有他们日益增长的欲望，这使得野蛮人越来越多地使用专有名词，最后创造出了我们今天称谓的普通名词。因此语言的发展并不以意识导向为前提。野蛮人并不能预先决定如何使语言变得复杂；相反，是其不断增长的需求决定着语言的复杂性。

语言的自然形成并非受到意识考量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语言的形成就是偶然任意而缺乏规则的。词语的用法规则甚而在词语生成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如果一个词语是如此这般的发音，就意味着这个意思；如果是如此那般的发音，就意味着那个意思。这些最初形成的规则是非正式的口头协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了能够教给孩子们的正式规则，有时候则以语法的形式被书写出来。根据《修辞学讲义》第三讲的注释记载，斯密曾说过这些法则的形成来自“相互同意”[8]，但这不应该被解读为野蛮人为了发展语言而预先制定出一套计划或策略，而后所有人都同意遵循它。这样做将会导致一个解释上的循环：用一个在语言和概念上假定的复杂性来解释该复杂性本身的形成。这种“相互同意”实际上是当场出现、自发形成的；只要它可以被证明能更有效地满足野蛮人的需求，那么这种新约定的用法就会被普遍地接受。“同意”实际上是由于新用法的实际应用达成的：

因此，每当提及任意一个个别事物，通常都要对在同一普通名词之下的该事物和其他事物作出区分，要么是通过确定它独特的性质；要么是通过确定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独特的关系。[9](www.xing528.com)

想要彼此传递一些新需求的欲望迫使野蛮人创造特别而恰当的表达。当需求改变，语言也随之改变；但作为一个有序的系统不断变化着的语言，并非出于任何人的意图。

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斯密认为没有任何个人或集体可以凭空创造出语法，可以像颁布的谕令那样使它在民众中间传播开来；相反，特定的语言规则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形成和修订的。使用在先，规则在后。这些新的用法和变化使语言不断地更新发展，正如斯密所言：新的用法“会在没有任何意图或预见的情况下，从第一个举出范例的人那里产生，而这个人从未想到要去设定什么一般规则”[10]，“一般规则是以不知不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个过程极其缓慢，对语音类比和相似性的热衷迄今为止都是大部分语法规则的基础”。这些描述难免让人想起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谈及的“看不见的手”的相关段落，斯密在那里认为，这只“看不见的手”确保了出于利己的经济诉求，同时也能够增进社会的整体福祉。[11]斯密称其为“看不见的”，只是一个隐喻而已，显然并不是说真的存在一只手。它意味着完全不存在有意识和有意的思考在起作用：个人出于利己的行为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平，这并不是一个有意为之的结果。[12]虽然连接个人行为到公共福利的事件链条可以在事后追溯形成，但社会福利并非来自个人的意图；仅就个人的角度而言，两者的关联完全是一种偶然。当斯密认为语法的普遍规则是“不知不觉地”自发产生的，他就在表达着一种相似的观点。像语言这样精密、复杂的系统竟然可以脱离理性的总体筹划而发展出来，这的确让人难以接受，但斯密或许能和达尔文引为知音，自然语言就是这样的非计划系统，亦即语法的形成是“不知不觉地”自发产生的。

因此，对斯密而言，语言是被那些头脑中没有理性规划图景的个人创造、改变和修订出来的。他们将语言视作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当目的改变，语言也随之改变，至于他们作出的改变对整个语言“系统”意味着什么，他们对此并不在意。一旦经验的范围超过他们有限的、将对象当作个体进行认识的能力，其语言的复杂性就会随之增强。[13]语言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而同时人们的需求变化也得进行得足够缓慢，这样语言的一般规则才能呈现出来，才能形式化，才可以记录下来。此外，词语间不断的自由交流以及用法惯例共同决定着语言的存续和变化。语言的历史表明，当民族和国家间进行相互交流和各种联系时，语言就会发生改变，以适应新的人事观念和方法——但这不是中央或者官方命令的结果。只要有需要，语言的使用者就会对语言作出改变。而所有的改变都源于形形色色的欲望，以及对于满足欲望的方式的追求。最后形成的就是一个拥有“自发秩序”的系统：这个自我执行、有序的系统是在个人自由交流的过程中为满足自身的需求而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