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城市贫困群体帮扶体系

随着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相继出台，农村特殊贫困群体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和扶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城镇贫困群体得到的扶助政策仍然相对较少。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过去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存在于农村，城市贫困现象并不明显，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市民化的相对滞后，城市贫困和低收入群体问题开始突出。^[1]城镇贫困问题较多、有的困难程度较大，倘若城镇贫困群体得不到重视，城市贫困现象可能逐步恶化，产生和加剧社会冲突。随着农村贫困人口的空间转换，城市未来将成为贫困问题凸显的集中地。^[2]为此，建议在继续开展农村扶贫、对农村特殊贫困群体开展帮扶的同时，加大城市特殊贫困群体的扶贫力度。

一是借鉴全球城市反贫困的经验，通过“解决生存问题—提高生存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循序渐进地缓解城市贫困问题。在全球的反贫困道路上，许多国家也对城市反贫困进行了探索。由于大多发达国家有较为完善的福利政策，能以福利带动城市发展，且通常在制定与城市反贫困相关的政策时，即将福利与工作等结合在一起，并非是实施传统的单项救济政策。^[3]而发展中国家则多是通过“提高收入解决生存问题—改进公共服务、完善社保制度提高生存能力—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来缓解城市贫困问题的。以巴西为例。在解决生存问题上，巴西为了帮助贫困人口摆脱生活资源上的贫困，曾于2003年推出“零饥饿”计划，向城市贫困家庭发放基本食品、提供大众食堂和提升食品营养度，力求解决城市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饥饿问题；推出“雷亚尔计划”，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模式，减缓城市中的通货膨胀问题。在提高生存能力上，巴西推出了社会保险法为城市低收入人口提供低保，推出“创造就业及收入”计划，鼓励中小企业为城市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并为城市贫困群体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医疗、教育。在提高生活质量上，巴西开展了城市住房工程计划，对城市贫民区进行了大范围清理，对小规模土地开展土地确权，将非正规的贫民区正规化；对贫民区进行升级改造和加大城市公共住房建设，为城市贫困群体提供保障住房。^[4]

二是借鉴我国上海家庭支出型贫困群体救助模式的经验，在大城市先行先试推广城镇支出型贫困群体的发现、监控和预警机制，保障这一部分群众的生活资源和生存能力问题。根据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实际情况，注重顶层设计，通过收入分配和财政结构偏向缩小收入差距。拓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服务对象，建立一套城镇贫困标准的监测指标体系及贫困线的测算方法，确保贫困标准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推进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定位转型，化被动为主动，从“扶志”入手，将政策内容从典型的物质援助扩展到精神援助，准确掌握失业率和贫困群体的动态，多方面保障和提高就业与再就业水平。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低保覆盖面，为城市贫困群体更好提供相应的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强化对城市贫困群体的心理激励与能力提升，使其提高脱贫主动性与积极性。

三是借鉴现行扶贫实践中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的经验，把民营企业、社会力量及专项基金等力量引入城镇特殊贫困群体的扶助中来。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富裕地区的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要依靠多方参与、协同联动。如，把民营企业（尤其是大型民营集团企业）和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纳入精准扶贫工作队伍，为城镇特殊贫困群体提供就业岗位、爱心救助、信息登记服务等，将带动贫困群体就业与有效降低企业成本结合起来，实现企业与贫困地区的双赢。建立企业长效扶贫责任机制，实行企业“一帮一”制度，并明确帮扶目标和标准。建立城镇特殊贫困群体帮扶基金，用于城镇特殊贫困群体的专项帮扶。

[1]顾楚丹，杜玉华，罗峰.社会情境视角下的上海城市贫困群体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87-94.(www.xing528.com)

[2]王倩.城市反贫困：政策比较与中国关怀［J］.理论与改革，2020（3）：118-130.

[3]李迎生，乜琪.社会政策与反贫困：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教学与研究，2009（6）：16-21.

[4]王倩.城市反贫困：政策比较与中国关怀［J］.理论与改革，2020（3）：118-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