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公共住房政策的执行力

（一）执行力

执行力（Executive Power），“一般是指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法律执行效力，也可用于强调组织在执行各项规定事务时所具有的能量、力量或效力等”^[24]。这一概念在行政法学界最先产生，强调对具体行政行为赋予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随着管理科学的兴起，“执行力”被工商管理学界广泛使用。拉里·博西迪（Larry Bossidy）和拉姆·查兰（Ram Charan）在其著作《执行》一书中指出：“执行是一门学问，它是战略实施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执行是企业领导者的主要工作；执行必须成为企业文化中的核心元素。”^[25]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和大卫·伯恩（David Byrne）在《执行力》一书中明确提出：“执行力是一整套行为和技术体系，它能够使公司形成自家独特的竞争优势。”^[26]布里克利（James A.Brickley）等强调，“即使是最好的商业策略，都可能被不当的组织设计毁掉，从而影响企业执行力”^[27]。美国ABB公司董事长巴尼维克（Percy Barnevik）也曾说过：“一位经理人的成功，5%在战略，95%在执行。”^[28]由此看来，“执行力”就是将企业的长远战略、规划目标、员工培训等逐步落实，并转化为效益或成果的能力。

执行力欠缺，再好的决策也只是空中楼阁。然而，近些年国内的管理书籍和报纸杂志，言必称“执行力”，还创造性地延伸出“决策力”“领导力”“管理力”“文化力”“品牌力”等新名词，进而得出“执行力就是核心竞争力”的论断。实际上，一套经过科学化设计、符合客观实际、顺应民心民意的政策制度体系，可以使执行事半功倍；反之，即便“执行力”再强硬，推行起来也有可能走向反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公共住房政策执行力(www.xing528.com)

“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概念，其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前政策执行不力等行为，由企业执行力演绎而来的政府执行力在公共政策领域的拓展。于凤荣等在1995年就指出，“政策执行的好坏，关系到政策内容的实现以及政策效果的程度。如果政策执行不力或不当，非但未能解决原有的公共问题，而且会使原有的问题更加恶化，引发新的危机。”^[29]然而，至此后有关政策执行力的研究一直寥寥，直到2006年“执行力”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其研究才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在这一领域较具影响力的学者有：丁煌、莫勇波、周国雄、王学杰、宁国良等，他们主要侧重于关于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内涵与结构、影响因素、提升机制与路径等方面的研究。

周国雄指出，“公共政策执行力，就是政策执行主体为达到政策目标，通过对各种相关资源的调度、控制和使用，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总和。”^[30]王学杰认为，“公共政策执行力，主要是指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宪法、法律、人大决议以及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的行动力。”^[31]宁国良指出，“所谓公共政策执行力，指的是执行主体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以公共政策资源的投入和消耗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和获得效益大小的能力。”^[32]莫勇波认为，“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指政府组织所存在能够有效执行公共政策以及反映各项公共政策的路线、方针、制度、决策、法令、命令、战略和计划的政府内在力。”^[33]总体来看，公共政策执行力，是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为了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政策执行规划力、服从力、公信力、监控力、问责力及调整力等多种力量的协同整合力”^[34]。据此得出，“公共住房政策执行力”，即是指政府等住房政策执行主体为了实现既定的住房公平目标，在执行公共住房政策的过程中，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建设或管理，由此展示出来的公共住房政策执行规划力、服从力、公信力、监控力及问责力等多种能力的协同整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