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算工具论看商品价值的必要性

核算工具论是从计算劳动耗费的便利来论述商品价值的必要性的。这种理论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之间、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那么，为了使国营企业便于统一计算劳动耗费，就必须把社会主义各类生产中实际存在的具有重大差别的劳动换算为同一的劳动，这就要将各种各样的形态不一的具体劳动，换算为同一的抽象劳动，这样就产生了劳动二重性，从而劳动产品也就具有价值性。核算工具论在这里混淆了产品经济关系中的劳动抽象化与商品经济关系中的劳动抽象化之间的质的差别。前者是基于在组织产品生产中节约劳动时间，因而要对生产同一产品的各个不同单位的劳动耗费进行比较；后者是基于商品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市场交换，因而要对互相交换的商品的劳动耗费进行比较。前者是社会有组织的、自觉的行为；后者是商品生产者的市场行为。前者把各项具体劳动形式抽象和还原为各种行业劳动（农民劳动、工人劳动、管理劳动等）和同一的人类劳动等一系列的抽象劳动，来对社会多样化的生产活动从各个角度进行比较和核算；后者则是要把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来确定商品交换的比例。在前者的场合，作为核算工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是在创造使用价值中具有起码经济效果的劳动时间，它用来作为组织产品生产的规范和基准；在后者的场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商品价值量，是作为调节交换的社会尺度。在前者的场合，作为核算范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可能采用社会最低的必要劳动时间、平均的必要劳动时间、最高的必要劳动时间等多样核算劳动时间范畴；而在后者的场合，作为形成商品价值量和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基准与规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仅仅是在具有社会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与劳动力具有平均的熟练程度下，用于生产某一商品的劳动时间。可见，在社会劳动核算过程中实现的具体劳动抽象化与商品市场交换中实现的具体劳动抽象化，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作为核算的基本范畴与基本工具的社会主义必要劳动时间，就其形态、社会性质、职能来说，也是根本不同于作为商品价值范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核算工具理论却正是将商品经济机制中的劳动抽象化和由此产生的商品价值性，混同于产品经济中出于比较和核算生产耗费的需要而产生的劳动时间范畴。

原本的及真正的商品价值，绝不是用来计算劳动耗费作为“核算工具”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商品价值，从来是指制约与调节商品交换的价值。恩格斯说：“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34]马克思说：“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35]“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36]核算工具论在论述生产资料的商品性时，回避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相互间的等价交换关系，大概是以为企业间既然已经是一个主人，从而就无所谓交换，而完全可以进行产品直接分配。这正是他们所以要转向企业生产中劳动耗费的核算领域，并从劳动耗费的计量中去寻找产品价值依据的原因。

核算工具论将价值仅仅作为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核算工具，否认商品的真正价值性，即交换价值范畴的客观存在。核算工具论产生于30年代的苏联，当时经济学家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商品，否认企业产品具有价值“实质”，更否认等价交换的必要性。而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价格等范畴，经济学家们便从社会主义企业要进行经济核算和比较劳动耗费来论证产品的价值只不过是“形式”，是作为“核算的工具”，由此否认价值是产生自现实的交换关系的客观经济范畴，从而否认具有这种“价值形式”的产品的商品性质。此后，苏联经济学家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客观存在，但在1951年提供讨论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将劳动的计量与核算和两种公有制并存共同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这种折中主义的方法在讨论会上受到了批评。斯大林摒弃了主观主义的核算工具论，正确地用所有制关系来论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依据。尽管斯大林在理论上把生产资料作为具有外壳的商品排斥于商品范围之外，但是斯大林敏锐的现实感，使他深切地感到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生产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既然不是商品，为什么又受到商品价值的影响？斯大林设置了这一难题，他只好又回到从核算生产资料生产中的劳动耗费来说明产品具有价值形式的原因。因此，斯大林实际上还是用核算工具论这一不科学的论点来迂回地承认了生产资料客观上存在的价值性，以及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生产的影响作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今天，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来认定生产资料带有商品性质而不是形式上的商品。我们在探索隐藏在生产资料中的价值性的踪迹时，也就必须着眼于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和全民所有制企业间的交换关系，归根到底要研究全民所有制关系的特点，要正视和科学地阐明现阶段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还体现产品局部占有痕迹与因素这一现实，而不能绕开这一交换关系。这种劳动核算论，是不能深入揭示全民所有制领域交换的产品是具有商品性质的。(www.xing528.com)

还要看到，核算价值论往往会走向价值是计量与核算劳动耗费唯一形式的结论，即走向商品永存和价值永恒论。如有的同志从进行劳动核算的必要性来论证产品价值永恒论，而有的同志走得更远，从劳动耗费必要性来论述商品是永存的，认为即使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商品。实际上，只有在商品经济中，在交换价值范畴存在的前提下，价值才充当比较社会劳动耗费的工具，而在商品消亡后，计量与比较劳动耗费的时间形式，即使是还要借助于某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这种以时间来计量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形态，也将会不同于测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形态。马克思在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为了讲求经济效果，必须核算比较各种活动的劳动时间时曾指出：“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37]可见，把未来产品经济形态下作为比较经济效果的工具的时间范畴等同于价值范畴——即使说它是产品价值——是不科学的。因而以这种时间范畴的存在为理由，把未来共产主义阶段的产品说成是商品，得出商品经济及商品价值形态将永恒地存在就更是难以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