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和解题的编写和应用法

中古前期是编写提要的衰微时期，而中古后期则成为提要的兴盛与繁荣时期。前一时期的衰微，表现在官修目录、史志目录都采用了简单著录方式，没有提要。虽说如此，也有向着新方向发展的趋势，如《七志》《七录》在补充与改革官修目录的要求下，都有简单的提要，而王俭采用了为撰人“每立一传”的传录体方式。传录体是从晋宋时代的文章志来的，并且代表着编写提要的新方式。梁代佛经目录在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僧祐使用了“述列传，总经序”的方法，到后来又发展成为辑录体。可见中古前期的提要学还是有一些发展的，但没有达到相当高的质量，后人就觉着失掉《七略》《别录》的水平了。

唐宋时代所以成为我国目录学史上提要学最发达的时期，是由于不但序录体的提要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传录体特别是辑录体也都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各种体裁提要的运用上，都能针对读者对象以揭露图书内容，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所着重的问题和撰人事迹，比刘向《别录》更符合于目录学上的要求，这才是提要学上的主要成就。宋代的官修目录、史志目录和私人藏书目录内所有的提要，大致能够针对某些书内有应揭露的地方，某些撰人事迹，某些书的物质条件有应解释的地方，都做了必要的揭露、解释与反映；反之，凡不需要揭露、解释与反映读者就能明白的地方，就不写提要，甚至简单到只著撰人姓氏，绝不多事铺陈。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如不精辟或泛释的地方。

郑樵在《校雠略》内针对当时编写提要的发展情况，写了五篇评论——《泛释无义论》一篇，《书有不应释论》三篇和《书有应释论》一篇，都很精辟。郑樵反对用提要泛释书籍，说些没有用的话，就失掉了提要的作用。他明确指出，写提要的人若是抓不住图书内容的重点，或者不需要提要的地方写了提要，“强为之说，使人意怠”。还以写的《太平广记》的提要做例子，他说，《太平广记》的特征是“专记异事”，《崇文总目》若是要写《太平广记》的提要，就应该抓着这一点，但是《崇文总目》并“不及此意，但以谓博采群书以类分门”：凡是类书皆是博采群书，以类分门，给《太平广记》写出这样“泛释无义”的提要，那有什么意义呢？因此，郑樵提出，“书有不应释”的就不必写提要，“书有应释”的才写提要，那样的提要对读者就能真有作用了。他的意见是，“《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今当观其可不可”。这些评论和意见对于把宋代的提要学再提高一步，是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的，可惜有许多人不能体会郑樵这一评论的积极意义。

由于唐宋时代目录提要的发展与各种类型目录的兴盛，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目录资料（指提要）。到了南宋末年，王应麟、马端临就有了深厚凭藉来发展辑录体的提要。编目录的人即便自己不撰提要，而能利用现有的目录资料，就能编出像《玉海·艺文》和《文献通考·经籍考》那样具有丰富参考价值的系统参考自录。编写与运用提要方式、方法发展的地步，表现出了我国提要学的繁荣。

【注释】

[1]《汉书·艺文志》所称的种，系指流派而言。诸子略有儒法等十个流派，则以十种计算。家指师徒授受关系，师长著作，生徒为之做注解、阐述，不论多少本均为一家。(www.xing528.com)

[2]后人所补《汉书·艺文志》之数未计入。

[3]“五代史”指南北朝时的梁、陈、齐、周、隋五个王朝编撰的正史。

[4]《五代史志》指《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史的合志，总记五朝制度。

[5]《旧唐志·叙目》所列13类目顺序、名称与此有异。叙目称略录为目录，排在11位，称旧事为故事。杂传为第八项，仪注为第九项，刑法为第十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