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对转基因标识政策的影响

世界各个非政府组织出于自身的宗旨，对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持支持、反对或中立的态度。转基因产品到底会在何种程度上对人体和生物有何种可能的伤害，尚无定论。在转基因产品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对转基因产品的授权、评估和商业化生产主导了各国转基因产品的发展方向。非政府组织，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EN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组织（CBD）、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绿色和平组织等在转基因产品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对转基因产品问题也没有统一的规定，而非政府组织对转基因产品的态度也难以整齐划一。

1.主要非政府组织的态度

总体来看，非政府组织对转基因产品的态度主要分为3种类型：反对型、支持型和中立型。他们具有非营利性特征，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意向和社会舆论，监督、推动或者阻碍转基因产标识管理政策的发展。

（1）绿色和平组织

绿色和平组织是反对型的代表。绿色和平组织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做出积极的改变”。不论在科研或科技发明方面，绿色和平组织都提倡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解决办法。对于有违以上原则的行为，绿色和平组织都会尽力阻止，对转基因产品的发展也是如此。绿色和平组织的科学家认为，人类现在对基因的了解还非常有限，而盲目将其投入环境，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转基因作物产生的基因漂移也可能会对全球的农作物品种多样化产生影响。绿色和平组织不定期对市面上的加工食品和对超市销售的生鲜产品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并通过各种平台将相关情况提供给消费者。2004年以来，绿色和平组织每年都会出版《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影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消费选择。另外，转基因产品对人体的长期影响还难以在科学的基础上加以确定。因为疾病可能有一个长的潜伏期，而毒性物质在人体内也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才能看出其危害。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环保主义势力近年来在欧洲政坛崛起，在政府和议会中的势力不断扩大，对各国政府决策过程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一些组织已经在游说政府不要再签发转基因产品的许可证，直到转基因产品的长期影响问题得以解决。绿色和平组织、消费者和环保主义势力对欧盟各国以及中国的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产生了影响。

（2）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是支持型的典型代表。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认为，生物技术的应用，特别是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该组织的主要任务，一是无偿分享生物技术，尤其是生物作物，但是尊重他人的决定；二是使发展中国家通过这些生物技术解决贫困和饥饿问题。ISAAA强调转基因生物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创始人和现任主席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对中国农业部批准两种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政府批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决策。”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支持美国的转基因产品自愿标识管理政策。

（3）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EN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组织（CBD）(www.xing528.com)

多数非政府组织对转基因产品持中立的态度。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组织等。一般说来，消费者认为传统食品（通常已食用上千年）是安全的。当采用自然方法开发新的食品时，食品的某些现有特性可以正面或负面方式发生改变。由于转基因产品开发和商业化生产的时间非常短，第一例转基因食品问世至今不过短短20多年的时间，一些负面的影响利用现在的科学技术难以检测。许多非政府组织利用自身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对转基因产品开展食用安全、环境风险和生态安全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和科学研究，对转基因产品的发展和安全性认识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组织对转基因产品的标识起到协调、统一和指导的作用，并不强制性要求各国必须达成一致的标识管理政策。

（4）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欧洲组织（IFOAM）

欧洲实行不能允许普通作物种子中偶然混入转基因物质的“零容忍”政策。为保证非转基因产品的信誉，“零容忍”对于种子生产和供应是十分重要的。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认为种子纯度对保持不同种植体系的共存和为消费者提供选择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强调超过“零容忍”而在标签中标注转基因物质的最高限量值的做法是为受转基因物质污染的种子提供永久的避难所，并将威胁到现有以隔离、追溯和透明为转基因物质控制机制的欧盟食品市场。此组织支持欧盟的强制标识管理政策。

非政府组织对转基因产品的发展主要关注于转基因产品本身的食用安全性和对环境的影响。对转基因产品本身的安全性主要包括非预期效应、营养学问题、转基因植物的基因转移、转基因产品的过敏性问题、抗生素抗性标识、新蛋白的副作用以及转基因产品对人体长期作用，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和非靶标生物的影响。

2.非政府组织对各国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的影响

在各国制定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通过出版物、网站、社会舆论等影响了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选择，进而影响各国对转基因产品的标识管理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拥护者指出，转基因技术能够产生环境效益，比如通过推广抵御害虫、除草剂的作物可以减少对农作物投放的化学药剂。然而，转基因产品也存在巨大的风险和隐患，主要表现在植物生态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健康风险以及转基因产品对社会伦理道德的风险等方面。相比之下关于环境本身的损害更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对于转基因与农药之间的选择与利弊分析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关心的问题，在历年出版的年鉴中也将转基因的讨论作为重要内容。2007年2月在内罗毕召开的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中，关于转基因作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转基因作物是否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食品安全方案；二是转基因作物的生物安全性是否有利于人体健康；三是由于转基因作物在非洲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面积推广，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否有能力承担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监控和评估。为确保转基因在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安全性，《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规定了转基因作物的越境转移、过境、装卸和使用的管理。其中第7条规定，对于有意向进口缔约方的环境中引入改性活生物体，在其首次有意越境转移之前，适用“提前知情同意程序”第8条要求，出口缔约方在首次有意转移之前，应确保以书面形式通知进口缔约方的国家主管当局。《生物安全议定书》将焦点主要集中在活性转基因生物体（LMOs）的跨境转移问题上，建立和发展了活性转基因生物体的跨境转移的通知等程序，并采用“预防原则”对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进行管理，强调不能以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作为不行动或延迟行动的理由，它要求在环境问题尚未严重到不可逆转的程度之前采取行动，加以预防。加拿大转基因油菜和美国“星联（starlink）玉米事件”反映了在转基因产品安全管理中的缺陷，对食品安全和国际贸易带来不利影响，在之后各国管理部门改进了转基因产品安全管理程序，将转基因产品的释放、越境转移、监测和环境安全作为管理的重要部分[32]，不断完善本国的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