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先祖赵好德是明洪武年间（1368—1398）的吏部尚书。明代不设宰相，吏部即是“首辅”。好德身居高位，致仕时家无余财，因之，明太祖便赐给赵家“七间厅”和自贡盐场。据《盐法通志》（卷五十）一书可知，清初四川盐井开产总体资本八成以上为陕商，有八大家。后来陕商又随着川盐的入滇、入黔，把势力扩展到云南、贵州等地。《西北论衡》（卷九）说从四川到云贵沿途的盐店“悉为陕西大贾”。李亦人的《西康综览》说“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
自贡市西秦会馆
自贡市西秦会馆院内一角
孝义赵家是利用明初朝廷“食盐开中”政策，靠开凿盐井，开办盐场，运销食盐发家的。明朝廷为了解决边防要塞的军粮供应，实施“开中法”。所谓开中，就是朝廷开出军需标的（物资名称、运达地点），如标的物是粮食，商人可根据要求运输军粮至边关指定地点，朝廷收到标的物后，按公示的标准付给商人一定数量的“盐引”，称为“中的”。商人则凭盐引到朝廷指定盐场购盐，销售后获取购销差价，便是经营利润。明清两代，朝廷都对食盐实行垄断经营，成本低而售价高，商人只要获得食盐经营许可证，便有暴利可图。明朝的“开中法”始行于毗邻“九边”的山西和陕甘。孝义赵家就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而迅速崛起的。
西秦会馆内的石雕，主题为忠义仁孝
明末，由于四川经济疲敝，大量山陕之人就开始涌入，投资盐业，“川中民贫鲜资，所称为盐商者，多系山陕之民，听其有本自来耳”。康熙年间（1662—1722），四川实行引岸制度后，井盐的运销大都为陕籍商人包揽，有“蜀人不谙行盐，产盐既多，即有陕西大贾习鹾业者入蜀转运行销”的说法。他们勇于开拓，克服困难，敢于去川人不敢去的险恶的川滇边地开辟新的市场。
西秦会馆的侧院
康熙二十五年（1686），陕西一些商人在钱号和典当业获得高额利润之后，开始零星地从事运销自贡井盐，之后顺应雍正三年（1725）实行“计口授食”新的盐业政策，才逐步大规模地挤入川盐销售市场。在清代，盐业运销是资本占用数量极大的经营项目，运销一批盐，往往需要三倍的资金周转，陕西商人创造出新的购销模式，向当地富商“租引代销”，逐步把川盐运销掌控，由此进入包括赵家在内的陕西商人雍乾年间（1723—1795）大规模投资并垄断川盐运销的历史时期。
自贡盐业有长达一千多年的生产历史，造就了同样悠久的食盐销售历史，以自贡为中心的盐运古道由此形成、发展。这条盐运古道同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共同组成了中国大西南重要的贸易通道。这些贸易通道，特别是盐运古道和茶马古道上，都有陕西渭南赵家商人的身影。清初，自贡盐运古道通达黔、湘、鄂、滇四个省份，共计四条主要线路，这四条线路的共同起点在四川自贡，而当年这四条线路的其中两条——通往黔、滇两省的盐运，都是由渭南孝义赵、严两家包销的。(www.xing528.com)
四川自贡对赵家来说，是工业和商业的创业基地，开盐井也一直是赵家的龙头企业。赵家本来与严家有联姻关系，在五通桥，赵家“元记”与严家的“乾记”盐号规模都很大，既经营生产又办运销，前清云南、贵州的食盐赵家都参与包销，驮运食盐的牦牛骡马有500头，队伍达几里路长。
乾隆年间（1736—1795）陕西盐商在川中有152 家，其中仅自流井一地就119 家。赵家为维护陕商利益，促使抱团结伙，带头号召陕商，集资5 万余两银子，于乾隆元年（1736）年到十七年（1752），在自贡兴建富丽堂皇且美轮美奂的“西秦会馆”，捐资的陕商240 余户，其中一部分是赵家带入自贡的陕西商人，一部分是“弃淮入川”的陕西盐商。在会馆关公庙大厅的楹柱上醒目镌刻着这样一副对联，可以看出赵家对明朝廷的感恩与忠心：
开凿盐井的工具
制盐灶房
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唯知有汉；
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君、为帝，当日只不愧为臣。
楹联内容表面赞扬关羽的忠义操守，实则一语双关，寓意深长。上联只称“有唐、有宋、有元、有明”，独不言“有清”，并强调“其心实唯知有汉”，倒满扶汉、反清复明之志，跃然联上。再者，此联用藏头格嵌“徽钦”二字，显然是借北宋末年徽、钦二帝被异族金人俘虏的故事，提醒汉人莫忘亡国之耻，用心可谓良苦。而联尾公然嵌“汉臣”二字，这在文网严密、大兴文字狱的清代乾隆时期，当事者需要具备怎样的机智和胆略！ 再联想到乾隆十七年（1752）建馆纪念碑，文中“建安未造，炎纲解纽，昭烈帝以王室一线，陪困西川，不遇云龙，何以为首”“我秦人素秉忠义，闻风俱起”等话语，以及会馆里戏台装饰中秦腔剧目“苏武牧羊”演出场面的木雕，那些曾经在自贡赚了钱的赵家等陕西盐商，绝非是逐利之徒，他们的身上闪烁着司马迁笔下的古代忠贞不贰的义士精神，有着秦人的刚直秉性与倔劲。
井架（又叫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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