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观念：全球经济治理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全球金融危机对此前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剧烈冲击。受此影响，美国力推的华盛顿共识正面临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但是，取而代之的选择却尚不明晰。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众多议题上并未形成一致立场。自由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仍具有相当的甚至更多的合法性，但也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思潮的挑战。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不同国家群体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竞争与融合将是世界体系内全球经济治理的另一核心特征。

在可预见的相当一段时期，与权力结构、制度框架所经历的变迁相似，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观念亦处于一个特殊的、破旧立新的过渡性阶段。其间，旧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遭受着越来越多的质疑、挑战和冲击，但影响力犹存。新时代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和规范则将在不同理念的彼此激荡、相互融合中逐渐成形。与国际格局中实力分布的变动、制度框架的调整相呼应，主导观念也经历着深刻的变迁。新自由主义及其鼓吹的发展模式即使不能说一蹶不振，也已确定无疑地转为守势。与此同时，替代性的主导观念仍在孕育演化之中，其中，内嵌的自由主义所包含的一些核心原则再度受到诸多国际行为体的重视和支持。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对全球化进程负面影响的认知愈发清晰，在此背景下，多边主义、合作共赢的理念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有望为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坚实的根基。

首先，在探究新时代全球经济治理主导观念时，一个明确无误的起点就是：遭此重创的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57]南希·伯索尔（Nancy Birdsall）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如果说全球金融危机使任何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美国版本即使不说信誉扫地，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了。^[58]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已面临越来越严厉的质疑。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最为根本的是，两种思想的交锋——即部分人认为政府角色应该最小化，而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话，政府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南北国家之间，在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两岸，愈演愈烈。”^[59]2008年全球危机的爆发，明白无误地揭示了金融市场在缺乏必要规制的情形下会造成何等严重的恶果，同时也沉重打击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60]赫尔德用犀利的言辞指出：华盛顿共识面临失败的危险，市场激进主义和单边主义自掘坟墓。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没有追随华盛顿共识的议程。^[61]

其次，尽管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着不同的思想来源，^[62]但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即“市场体系必须具备社会正当性”。正如Rawi Abdelal和John G.Ruggie所言：就政治层面而言，市场体系的存续最终取决于它的社会正当性。^[63]基辛格评价道，任何架构都不能取代自由市场在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但市场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都需受到监管。^[64]Roy Culpeper更明确地指出，当今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策框架，以取代过去一代人所置身其中的市场激进主义，同时为下一代人的全球经济治理奠定基础。这种新的框架既需要保留经济自由化的积极方面——创新动力与提高生产率的激励，又需要扬弃其消极方面——面对危机时的脆弱性，以及加剧不平等的倾向。^[65](www.xing528.com)

再次，多边主义、合作共赢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广受重视的指导原则。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危机表明了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一个多极化经济的新地缘政治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同时认识到不同的观点和情况，以便找到更具有共同性的利益。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聆听发展中国家的看法不再只是为了展示善心或团结，而是为了自身利益。这些发展中国家现在是增长源，是资本货物和发达国家“服务”的进口地。^[66]用基辛格的话说：“21世纪的政治艺术在于，每个国家都在一个国际框架内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避免形成对抗性的集团在资源与经济增长方面形成零和竞争。”^[67]许多中国学者对这一时代潮流也有着清晰的把握。朱立群认为，大国合作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形成广泛的共识。除此之外，多边机制、绿色规范等也借助金融危机不断发展，成为更加深入人心的理念。^[68]秦亚青指出，合作治理成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原则，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的共识。^[69]蔡拓也观察到：责任、合作、共赢、和谐等重要的规范和原则正在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新理念。^[70]

最后，保护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包括国家及个体——正在成为一种受到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基本规范。联合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报告中明确指出：“会员国的广泛共识是，全球治理体系需要更能应对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挑战。该体系应推动更连贯、更协调地应对各种危机，并且许多会员国认为，该体系应得到具有代表性和包容性的有效的机构的支持。因此，他们认为，治理机构应能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促进实现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的公平增长，推进多边贸易协定，加强粮食和能源保障，为穷人和弱势人群提供社会保护，以及加强减少不公平现象的各项机制。”^[71]Roy Culpeper在探究适应新时代的政策框架时也指出，平等、休戚与共的原则，以及帮助、保护脆弱群体的责任应当在这一框架中居于核心地位。^[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