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改造到新农村建设：农村发展的历程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文明一直处于世纪前列。这是在世界整体处于农业文明框架之内时的定位。但进入18世纪以后，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是世界进入到一个工业文明的资本主宰的时代。在新兴的工业文明面前，处于农业文明前列的中国迅速跌落到文明的后进状态。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的神圣传统受到颠覆性的打击。正如马克思所说：“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面对强大的工业文明的挑战，已进入下行通道的晚清帝国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应对。伴随帝国数千年的沉疴与惰性在新型工业文明的挑战下暴露无遗。“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

虽然晚清王朝难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并没有消极坐等命运的摆布，而是在“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呼唤中生发出强大的自我变革力量。以辛亥革命为标志，一个现代中国开始生长。适应现代工业文明，追逐现代化成为中国人的目标。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正在成长的现代中国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重要条件，就是农业人口占国人的绝大多数，农村还沉睡在传统农业文明体系之中，由传统农业文明决定的农村社会与政治国家处于离散状态。这一状况决定了国家没有广泛的社会力量作为支撑，面对列强的挑战，中国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另一方面，不将大变动中的四分五裂、贫困落后的农村社会带入现代社会，也意味着现代国家没有建成。如亨廷顿所说：“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那种社会统一性。”因此，在整个20世纪，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一切有识之士都需要面对并必须解答的一道难题。

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孙中山先生是典型代表。他在建立新国家的构想中，鲜明地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以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国政府，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试图解决农村农民问题。但是，由于外患的干扰，更由于其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没有能够在解决农村农民问题上取得成效，反而带来沉重的赋税兵役负担。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农民与国民政府也更加疏离。一个不能包容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政府显然难以持续。

近代以来，工业化、城镇化成为先导，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乡村的衰败。一批有理想且对农业文明怀着深深敬意的文人忧患于乡村衰败导致的中华文明衰败，发起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运动的余火一直延续至今。从民国时期的梁漱溟、晏阳初到新时期的乡建者，他们怀揣着不同的理念，尝试着不同的路径，朝着同一个方向与目标努力。但是，文人救助并未能解决农民亟需的生产发展问题，更未能站到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考虑农村社会的宏观走向，而是反对工业文明，主张回归到“以农立国”，未能激发和调动农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文人救助的情怀令人钦佩，但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梁漱溟先生也哀叹十年乡村建设运动，结果是“乡村不动”。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与梁漱溟等文人“文化教育—乡村社会改造”相对应的，还有以卢作孚为代表的实业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现代化建设理论，他们也着手实践了一场旨在谋“民生”、保“民享”的乡村建设计划。但时代的背景以及自身的弱点，使得这一最具现代思想元素的乡村建设运动流产。(www.xing528.com)

面对深刻的农村农民危机，局部性改良的效果显然有限。在城市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比较早就认识到农村农民问题的紧迫性。特别是革命重心转向农村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农民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就是广大农村人口不仅不是“历史的弃儿”，更是革命的主体。正是依靠对农民的组织，依靠亿万农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只是就国家政权的更迭而言的，新兴的政权面临的仍然是传统的农村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执政党就提出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在工业化的总目标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在内的全面改造，使传统农村能够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相适应。正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期，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但是，由于长期历史原因，以及工业化先行战略形成的城乡二元格局，农村和农民没有能够摆脱贫困落后状况，成长中的现代国家也缺乏牢固的基础。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出农村农民中蕴含的能量，农民不仅得以实现温饱，而且开始走出乡村，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这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但是，伴随着1980年代后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执政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17年，执政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目的都是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经过上百年的变革，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由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乡土中国，转变为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各占一半的城乡中国。更重要的是变革后的农村已不再是与国家处于离散状态的传统农村，而是与国家处于一体状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传统的农民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其自主意识、权利意识日益生长。长期延续的传统农村正在迅速消逝，渗透进现代国家元素的新农村正在迅速兴起。长期延续的传统农民正在迅速终结，渗透进现代要素的新农民正在迅速生长。这都意味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