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副业与外出打工的比较

家庭副业与外部市场有紧密的关联，从这个角度看家庭副业，可以区分出营利型、自足型、自足加营利型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副业。

传统浙北农村最著名的家庭纺织属于第三类。解放以前，洋布供应量少，价格较贵，土布在乡村市场占主导地位。丰士庙曾经有规模较大的土布交易市场，吸引着附近方圆10多里的农民来市场交易。市场需求刺激着农民家庭纺纱织布的积极性。那时候，一些农民家庭大量发展土布生产，不仅到市场出售，同时也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传统家庭纺织业让那些“小脚女人有了出路”。女孩裹了小脚以后，下地干活还勉强应付，下田干活可就不行了。小脚女人走进烂泥田里，不要说干活，连站稳都难。小脚女人可能在家庭纺织中发挥作用。陈家场的顾彩林裹了小脚不久就开始学习纺纱织布，后来她成为陈家场著名的纺织能手。

解放以后，农村市场很快发生了变化。1953年，国家开始在农村地区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棉花与粮食一样，也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由国家统一收购和销售。农民们不能再进行棉花以及布匹的买卖。由于没有了棉花来源，农民家庭从此难以大量纺纱织布；即使家里生产出土布，农民也很难合法地销售。作为家庭副业的家庭纺织很快衰弱了。

不久，国家凭布票向农民出售棉布，即农民所说的“洋布”。棉布的质量远远高于土布，且价格合理，农民也买得起。但是，棉布按人口配给供应，农民每天露天劳动，布的磨损十分厉害，国家供应的棉布难以满足农民们的穿衣需求。于是，农民们用传统的办法来解决穿衣的问题。陈家场有几台织布机继续织着土布，其中顾彩林家的织布机一直用到1976年。

顾彩林裹着小脚，她不能参加某些集体劳动，空下来就纺纱线或者“打棉线”。顾彩林家的摇纱机十分古老，几乎与黄道婆^[133]发明的机器没有什么差别。顾彩林托人从黑市上买来棉花，自己到丰士庙把棉花轧成棉条；棉条可以用来摇纱线。她坐在“烧火凳”^[134]上，一只手摇动转盘，一只手慢慢地把棉条纺成棉线。夜深人静的时候，伴着昏暗的油灯，棉纱线在轻轻的“嗡嗡”声中不断延长。

由于棉花紧张，顾彩林想办法用其他原料来“打线”。她用丝绵来“打”丝线，用羊毛来“打”毛线。“打线”的工具是一根约2尺半长的叉子^[135]。她抓起一把丝绵或者羊毛，放在叉子上面。从丝绵或者羊毛中慢慢旋出一根线头，再把线头缠在底部有四块黄铜板的轴上。她一只手紧握叉杆，一只手旋转轴，轴在四块铜板的重力下快速转动。此时，旋转轴的那只手慢慢地放出丝绵或者羊毛，随着轴的转动，丝绵、羊毛变成了丝线、毛线。

棉线、丝线、毛线，不同的线球排列整齐，顾彩林开始准备“经”线。这项工作需要几个人合作，在“经”线过程中，只见顾彩林急匆匆地走来走去，进行着“技术指导”。1970年代初期，为了增加土布的“牢度”，她请人帮忙，从上海开后门买来了“拷边线”，与土制线“经”在一起。最后，大家一起把“经”好的线装在布机上，准备妥当，就可以织布了。顾彩林家的织布机是老式的，她一个人坐在布机上，只见梭子穿动，一根根线被织入布中，土布在布机的“咔嚓”声中慢慢延长。

1960年代，走在会龙桥集市上，满街可以看到穿着土布衣服的农民，看到女人穿着的大襟布衫和男人穿着的直筒褶褶裤^[136]。1970年代初期，布票没有增加，但是，“的确良”的出现却大大改变了农民的穿衣传统。“的确良”布料十分牢实，做一件“的确良”衣服，怎么穿都不容易坏。“的确良”以其“牢实”缓解了农村地区布料的紧张，土布不再受到农民们的欢迎。1976年，在顾彩林家，陈家场的最后一台布机停止了工作。2010年，为了追溯联民大队一带服饰的变迁，陈家场90岁高龄的褚三宝打开了她的衣橱，我们惊奇地看到了一匹匹崭新的土布，叠起来足足有1米高。她说：“这些都是70年代初期织的。”此情此景，令人感慨，发人深省。

在人民公社时期，织土布只是部分家庭的副业；另一些副业是“自足型”的，陈家场很多农民都忙里忙外去做。有时候，生产队可能“应大家的要求”分给农户一些蚕茧，于是，家家户户都烧茧子，剥丝绵。冬天的下午，村里的一些妇女坐在屋檐下，边晒太阳，边纳鞋底；另一些人则用稻草搓绳子。绳子有许多用处，农民们总是说，“多搓一些放着，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就行”。初夏，一些农民用蚕豆和面粉做成麦糕，蒸熟，发酵，太阳晒，做成豆瓣酱。初冬，农民们家里烧出糯米饭，等饭凉透，他们先放一层糯米饭，再放一层酒酿药，如此放满大半坛，再用棉絮包起来。过些日子，坛子里就透出了米酒的香气。

1970年代初期，四联地区建设了四联窑厂，窑厂需要砖坯，这就为农民们提供了营利型家庭副业的机会。四联窑厂是土窑厂，一切都是土的。从造窑开始，一直到制坯、进窑、出窑以及砖瓦的运输，全部都靠人的体力。四联窑厂每窑烧制15万块砖瓦，其中约20%—30%为瓦，其余的都是青砖^[137]。每窑砖瓦需要烧一个星期，加上冷却、出窑，合计半个月。这样，四联窑厂每半个月需要砖瓦土坯15万块，一个月就是30万块。瓦坯的制作比较难，四联窑厂专门请了两位启东的师傅，并在陈家场开辟了一个瓦场。砖坯制作相对简单，窑厂向附近农民购买。砖坯挑到窑上，验收合格后按每一块0.9—1分钱计算价格。用现在的眼光看，砖坯的价格十分低廉，但当年，这个收购价格激发起附近地区农民们极大的积极性，并一度使制作砖坯成为重要的家庭副业^[138]。

制作砖坯十分辛苦。首先需要找到制坯的泥土。联民大队一带本来土地高低不平，制坯取泥正好可以“削平高地”，因此，生产队同意农民在一些地方取泥，既可制砖坯，也平整了土地。当时，一些农民家庭把自己家的场地作为晒坯场，如果取泥的地方离开场地较远，他们不得不花很大的力气把泥挑到场地上。他们在场地上辟出一块约八仙桌大小的地方，堆上半尺高左右的泥，就用赤脚反复踩踏，直到泥土如“和好了的面粉一般”，再往上面添加半尺左右高的泥土，反复踩踏。如此这般，到了制坯泥土有了近1米高，就可以制坯了。制坯需要一只用坚硬的杂木做成的模子，模子容易脱卸和拼合；还要一把用钢丝与毛竹做的弓，用来取泥土。

制坯正式开始。如果一个人制坯，他先把模子拼接好，放在一块表面平整的石头上，转身用钢丝弓从泥堆上取下一块大小合适的泥块。然后，他双手高举泥块，用力把泥甩到模子里。由于重力的作用，泥土基本上会填满模子，如果发现某个角上还缺少一点泥土，他就用手推动泥土，使泥土填满砖坯模子。这里，模子的底部是平整的，上部一定有多出来的泥土。他用钢丝弓贴着模子把多余的泥土刮掉，再卸掉模子，一块砖坯就成形了。最后，他小心地用双手把砖坯搬到坯场上，竖着一块块叠起来，每一块砖坯间留下与坯的厚度相当的空间，以便“流通空气，砖坯容易晾干”。如果两个人制坯，一个人负责取泥和晒砖，一个人负责制坯。陈家场人看中每块泥坯0.9—1分钱的收益，却平添了许多辛苦。在制坯的高潮时期^[139]，夜幕降临了，满天繁星伴着村落里那些或明或暗的灯光^[140]，错落无序的“叭嗒”声伴着不时淌下的汗珠，一滴一滴，落在面团般的坯泥上。

坯场上的砖坯排列整齐，每排叠到五六块砖，两排之间留下一个人可以进出的空间，以方便管理。砖坯不能暴晒^[141]，在“太阳大”的时候，农民们要在每排砖坯的顶部覆盖稻草帘子。砖坯不能淋雨，如果乌云突起，大雨骤降，就急坏了陈家场人，他们都要冲回家去用塑料薄膜覆盖砖坯。几天以后，等砖坯干透，他们可以直接挑到窑厂去卖。男人每担挑50块砖坯，可卖0.45—0.50元；女人每担挑40块砖坯，可卖0.36—0.40元。砖坯不一定全部都挑到窑厂出售，有些人家把部分砖坯放在家里，待建房的时候，用泥砖坯做房子内部的“隔墙”^[142]。

在陈家场，卖砖坯的“好时光”仅维持了短短几年，此后，由于挖土困难，陈家场人不再甩砖坯了。俗话说，“东边不亮西边亮”，到1970年代中期以后，陈家场人发现，以前外出打工十分困难，现在变得相对容易了。

外出打工指脱离生产队的集体农业生产，到外面去从事非农业生产并赚取工资。在人民公社时期，外出打工可以区分出三种类型：打短工、进入企业和自主打工。

盐官地区有一个国营蚕种场，由于养蚕的季节性很强，蚕种场只配备较少的固定工人，在农忙的时候，盐官蚕种场就向周边各个生产大队招收临时工。通常，临时工名额分配到大队，由大队干部安排人员。由于人数少、收入高^[143]，临时工的安排充满了竞争。2011年，当年联民大队的知识青年贾锦芬给我们讲了她如何“开后门”到蚕种场做临时工的故事。

贾锦芬：说到蚕种场的事情，那个时候是走不进去的。那时候我门槛蛮精^[144]的，我就不太安分，我就到蚕种场去。

问：你自己去？你也不认识（熟人）？

贾锦芬：不认识，但是，外婆场上的陈雪淮、陈双明的姐姐都在里面，但我和这两个人没有接触，我就到朱忠勇家里去，他是搞人事的。

问：在蚕种场搞人事？

贾锦芬：嗯，我就和他说。

问：朱忠勇是你亲戚吗？

贾锦芬：不是我的亲戚，朱忠勇后来也倒霉，被人检举后，叫他把受贿的东西全部交出来。(www.xing528.com)

问：你怎么去找？你认识也不认识，和他没有关系。

贾锦芬：因为察英一直到蚕种场看蚕的，我就听他们说，耳朵听他们说，找人就找朱忠勇。他们在说我在听，我就自己去找朱忠勇。

问：听好以后自己找过去？

贾锦芬：蚕种场人事科里找他的，我跟他说，松林伯是我的一个娘舅，也是在你们蚕种场里。他问我是谁，我说是陈雪淮，他说陈雪淮是你娘舅啊，我说是堂娘舅，是我们外婆场上的。还有一个就是，阿建就是在你们蚕种场里，谁谁谁，就是和他拉近，我送东西给他。

问：送点啥？

贾锦芬：那时候也没有啥东西，乱七八糟的，忘记了。

问：第一次见面就带东西到那里去？

贾锦芬：去说了以后，通知就到我大队里来了。

问：去了几次，给你通知了？

贾锦芬：我去一次。

问：就去一次，你本事很大的。

贾锦芬：我就去一次，他说你去等通知。我去找张堂，跟王张堂^[145]打招呼，我叫他娘舅。

问：王张堂你怎么叫他娘舅？

贾锦芬：因为他和我的阿姨佰英、山英、九老头、外婆的关系都很好的，我也叫他娘舅的。我就和他打个招呼，我说，我想到蚕种场做临时工。他说蚕种场里名额很紧张的。我说他们会来通知的。通知到大队里面，我说你放我，这样他说好的。我也铺路的。

问：送东西呀，铺路？

贾锦芬：后来到生产队里面，金喜拦住了，不让我走。

问：生产队也要拦？

贾锦芬：生产队里，队长要盖章的。钱金喜很刁难的，他不放我，说生产队里农忙，现在是农忙季节，我们缺劳动力，不放。后来我也没有办法，一直讲好话，也送东西给他，才敲图章给我。以后每次去，上面也不要跑了，大家关系蛮好，下面金喜这里扣得很紧的。

问：对，对，我知道，那个时候很困难的。你和生产队长说了几次，最后成功的？

贾锦芬：生产队长嘛，他不给我嘛，我盯牢他说。他喜欢抽烟的，我就乱七八糟的东西送点给他。他就说好好好，我照顾你。他又写不来字，字迹的图章，哈了口气，敲了。因为名单来了，蚕种场里名单到大队里，大队到生产队，生产队要队长盖章，我再去报到，一关一关很难的。^[146]

与临时工相比，进入企业工作当然诱惑力更大，也更难。但是，1970年代中后期，红江人民公社的情况正在发生着变化。一方面，社队企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企业需要更多的工人，普通农民务工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虽然权力依然控制着人事安排，左右着机会的分配，但是，市场要素已经开始撼动权力的基础。企业的发展需要原料、技术和销售，农村中少数有这方面专长或者“门路”的人员优先进入了社队办企业。过去，上海回乡知识青年总是受到排斥，现在，他们中那些在城市里有“门路”的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红江人民公社最好的企业——公社农机修造厂。

在人民公社时期，自主打工的机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1970年代中期，伴随着联民大队一带的农村地区出现了建房高潮，泥水匠、木匠、漆匠、竹匠师傅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于是，联民大队一带出现了一个泥水匠、木匠师傅带五六个甚至十多个徒弟的现象，而农村中的年轻人也有了学手艺、打工挣钱的机会。1978年，联新大队红旗生产队的农民张士生看到农村中出现大量水泥船，却较少有修理水泥船的企业，知道“机会来了”。他找了几个朋友，决定成立水泥船修理小组。这是联民大队一带最早出现的“私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