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明清两代的对外贸易（还有对外关系）政策时，我们很难用“禁”——“封建主义的闭关政策”，或“通”，“名禁实通”——“有时还是开放的政策”简单地下结论。大致的情况却是“放是不肯放，禁又禁不了，管也管不好”，“因为‘放’怕人民勾结外人造反，而‘禁’和‘管’又因封建政权的贪污成性做不到”。[1]“放是不肯放”，中央朝廷不肯放，地方政府也不肯放，所以对于商人来说，海外贸易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放”；“禁又禁不了”，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都不肯放，当然是有利害在于其中，又如何“禁”得了，即使在抗倭和剿郑非常时期，“禁”也不是绝对的，其他时期的“禁”则可谓是名禁实通；“管也管不好”是前两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放”和“禁”都可以说是“管”，“不肯放”和“禁不了”本身就说明“管不好”，更何况在“不肯放”和“禁不了”的交叉之中，对外贸易如何去“管”？这才出现了似禁非禁，似通非通，时禁时通，似禁似通，禁时有通，通时有禁的局面。于是一方面是王权威严得很，一方面又漏洞百出，终给东南商人以生存发展的夹缝，出现了本书前述的海洋经济的发展：时而可以合法经营，时而又不得不非法走私，然而走私往往也是走得成的。
造成这种政策和现象的原因何在呢？
明代极大地影响中国商人参与世界市场的海禁旨令源于太祖洪武朱元璋，因为是朱元璋的一系列“祖训”成了后来主张海禁的皇帝和官僚们死守的“成宪”。朱元璋多次下达旨令，禁止人民与海外诸国的一切往来，“四年（1371）十二月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2]，“十四年（1381年）十月己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3]，“三十年（1397年）四月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4]。其间干脆对海外商货在国内的市场下达禁令，“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甲寅，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5]甚至限制诸番朝贡，最终导致“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6]朱元璋坚持海禁，不通外贸，他的理由很多，“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7]，担心内外勾结危及其政权的稳定是实质性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朱元璋为了王权政治目的而采用消极海禁，牺牲了整个国家更多或更有可能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朱元璋曾以其经济上较为开明的宽松政策促使国内的经济在明初有了较快的发展，但这只是农业、手工业和国内的商业政策方面，是在传统的内陆文明中心的观念控制下的治国政策。他同时丢掉了本应也有一个大发展的海洋社会经济。更为严重的是，他给他的子孙，也就是给未来中国的发展划定了一个经济有限发展的先例。朱元璋的这种先例也许有他的理由，政权新建，矛盾重重，外患未除，忧心忡忡。但这种先例中的若干律令，以及这些先例中可抽象出来的防外、防海思想却在今后数百年的岁月里演变成一种“成宪”，就是一种有文字之依据和无文字之意识的观念，即“习俗”“制度”，“控制”着有决策大权和参政资格的皇帝及其大臣们。太宗永乐皇帝曾对父训“成宪”不以为然，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说过“岂当一切拘之禁令”，并取笑过固守“成宪”处理朝贡贸易的官员。[8]又派遣郑和多次下西洋，扬威盛世王权，恢复和发展对外关系。但他的内陆文明中心观念和天下莫非王土王臣意识依然和他老子一样。此后直到正德年间的16世纪初，朝廷海洋政策虽然有所宽限，但并未放开来，只是民间多以通为主。进入16世纪，从西方来的商船和从东方来的倭寇，使朝中一批保守官员惊忧交加，立即强调了前朝“先例”，祖宗“成宪”很快由故纸堆和潜意识变成经世之现文和再禁之根据。(www.xing528.com)
就在以海禁和围剿两手对付倭乱同时也就遏抑了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的嘉靖年间，朝廷内实际上存在着禁与通对立的意见，这些意见中的观念基本上确立了以后禁论与通论的思维模式。这里我们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奏疏文章作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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