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新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为人们理解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在此之前，当公共政策遇到失败时，人们总是将原因归咎于信息的不完全或者制度设定的缺陷等，很少有人怀疑作为决策和执行者的政府是否像假设的“仁慈政府”那样去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并没有采用这样的假设，而是认为政治行为也是一种市场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分析的方法推广到政治分析之中，将社会科学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两个领域——政治学和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逐渐形成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综合理论框架。Drazen（2003）将新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把经济学原理与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科学的领域，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根据这个观点，政策决策者是整个经济政治体系中一个内生行动者^[1]，他们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最终使得公共政策成为社会各种不同利益相互博弈而达成的资源协议制度（Buchanan，1986）。

新政治经济学最早的思想起源来自瑞典经济学家Wicksell。Wicksell（1896）在处理公共物品问题时，首次提出了“一致同意”的方法而不是沿用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法。这种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是自由交换的前提，也是帕累托最优的前提。在Buchanan看来，这一点也正是Wicksell最重要的贡献。根据“一致同意”的思想，英国经济学家Black（1948）提出了选民的单峰偏好理论。所谓单峰偏好，是指选民在一组按任意标准排列的备选组合中，有一个选择是其最为偏好的，任何方向偏离该选择所带来的效用均是递减的。假设各个选民的偏好都符合单峰偏好的性质，社会总体偏好就是唯一的，它恰好处于所有选民偏好的中点之上，这也就是著名的中间选民模型。Buchanan是另外一位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Buchanan（1986）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三大假设条件——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说和作为交换的政治。而这三大假设条件是新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的前提，也是其精华所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强调决策单位只有是个人，集体本身并不进行选择。经济人假说则假定所有的政府决策者与普通人一样关注自己的利益。交换的政治意思是说政治行为是以权力为媒介的市场交易行为。应该说，上述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构建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为其在各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利益集团是现代社会中影响政策制定的重要政治因素，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Grossman和Helpman（2001）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博弈的问题。与其他学者相比，他们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并不局限于哪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而是强调了特殊利益集团在民主政治体系中所起到的平衡和冲突作用。在他们眼中，利益集团形成的动机或者说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信息优势。在分析方法上则利用信息传递理论以及共同代理模型分析了西方利益集团最为重要的两种影响政治的手段——游说和政治献金。他们的分析框架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贸易政策等研究领域，逐渐成为当今新政治经济学领域分析问题的标准框架。(www.xing528.com)

新政治经济学具有当今社会科学以“问题为中心的”特点。它将政治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应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展开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它的基本分析框架已经被应用于各个经济学分支领域。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学研究中最热门、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贸易政治经济学致力于应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分析贸易领域中来自政治因素的影响，从狭义来看，这种所谓的政治因素就是利益阶层或者说利益集团（余淼杰，2009）。对于中国这个贸易大国而言，一方面，中国融入全球经贸网络的步伐不断加快，另一方面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不断凸显，这就为贸易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