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角度探析和谐思想的行为经济学渊源

传统经济学理论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个假定意味着人的行为动机是自利或者利己的，在利己动机的驱使下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经济人”即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这个假定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活动中的唯利是图提供了理论基础。尽管斯密认为，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每个人的自利行为会增进社会福利，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理性经济人的自利行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增进社会利益，这是否会导致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团体以及团体与团体之间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而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的政策设计，也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究其理论根源，就是制度不完善情况下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反之，现实中私人自愿供给公共品如私人无偿捐赠、慈善团体募捐等、干旱时的自愿节水、储蓄能源以解决能源危机等诸多有利于增进“和谐”的社会现象，似乎无法简单用人的自利动机予以解释。

行为经济学通过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传统经济学，修正了传统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定。行为经济学认为，理性经济人假定具有非现实性和不可检验性，人类行为所追求的并不完全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们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同时还关注人的认知、需要和情绪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人类行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既有自利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通过修正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将复杂的人类行为分析纳入经济学理论体系。

行为经济学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以现实为基础，将心理分析和经济运行规律相结合，通过观察与试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研究。其实，行为经济学思想早在18世纪斯密出版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不同于《国富论》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或自私，《道德情操论》将人们的行为动机归结于同情或利他，“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在斯密看来，源于人的同情心的利他主义情操是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58]。斯密之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这种关注他人福利的社会偏好逐渐脱离了经济分析。

行为经济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开始萌芽，Katona(1951)最先将心理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他在广泛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心理基础上，提出了关于通货膨胀心理预期假说，为后来的通胀目标理论打下了基础。Allais(1953)通过一系列可控试验，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斯悖论”。这个悖论说明，“现实中的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行为选择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从而揭示了人们的行为决策存在与效用最大化相背离的非理性情况。Simon(1955)[59]通过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首次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指出经济活动当事人在决策时不仅面临复杂环境的约束，而且还面临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其心理过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所以应该把心理学的内容纳入经济行为分析中。心理学中的理性选择注重过程而非结果，因此经济行为主体的真实选择不可能具备传统经济学假定中的完全理性，只能是有限理性而已。20世纪70年代Kahneman和Tversky开展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研究，他们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效用函数构造为核心，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体选择模型，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流派。Kahneman和Tversky(1979)[60]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完全的，而且人的偏好可能是很不稳定的。基于这一前提，他们提出了经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决策的理论模型，即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揭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具有对理性偏离的倾向。与在理性人假定基础上的预期效用理论相比，前景理论向精确描述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人决策行为迈出了重要一步，对“阿莱斯悖论”作出了合理的解答。Thaler(1985)[61]提出了“心理账户理论”(mental accounting theory)，强调这种心理账户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行为主体的经济决策，使其违背最简单的利息性经济法则。这为进一步研究现实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Shiller(1985)[62]以垄断价格现象为例分析了公平问题，揭示了人们追求公平的偏好。他们发现，消费者往往认为垄断价格不公平，因而即使在物有所值的价格水平下也会拒绝购买。考虑到这一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厂商会顾及人们追求公平的意识，将价格定在传统经济学所预期的水平之下[62]。这些研究无疑证实了人们的“社会动机”和“公平意识”。(www.xing528.com)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Rabin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行为经济学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Rabin(1993，1998)[63][64]认为，在很多市场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中人存在追求公平的心理。通过将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融入传统经济学理论，Rabin(1993)修正了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定。此外，Thaler(1970)、Mullainathan和Thaler(2000)[65][66]等人的研究均表明，人类是有限自利的，现实中人的利他主义、社会意识以及公正追求的品质和观念是广泛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Camerer等(2004)[67]将心理学解释应用于博弈行为的分析，由此产生了行为博弈论。

目前，行为经济学正在经历着由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由完全自利到有限自利的转变和提升，使经济学研究进入更现实和更深入的领域。正是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从而为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