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升级：旧常态到新常态的经济结构改革手段

我国旧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低技能要素偏向的经济增长”，而西方发达国家这30多年增长和结构变化概括为“高技能要素偏向的经济增长”，揭示“结构红利”的形成本质上是“低技能要素偏向的增长方式”向“高技能要素偏向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围绕“高技能要素偏向的经济增长”与“低技能偏向的经济增长”在经济结构上差距，从各个层面上的结构性因素寻求“一系列转型升级手段”，研究这“一系列转型升级手段”作用机制、在政策和体制上的要求。基于此，我国经济发展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后，经济结构“一系列转型升级手段”分别是：

第一，在“一个新定位”形成中，即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定位向价值链高端定位转变，并且利用全球价值链提升本土产业核心竞争力，其中所产生的“结构红利”的含义是指定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进行技能偏向性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向附加值和增加值更高的价值链中、高端定位，实现产业结构在价值链分布上的升级。其手段是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积极加入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采取服务外包、外商直接投资（FDI）、合资甚至收购等方式吸引国外生产性服务业，即能接触到发达国家在研发、设计上的技术前沿，又能够将中国制造的产品通过自主的销售服务体系进入国际市场。

第二，在“两个体制转变”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和资源配置体制的转变实际上是增加高技能要素的供给，引导各个产业对高技能要素的需求，为产业结构转变中“结构红利”的实现创造市场环境、提供公共服务，充分降低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成本，其手段是政府政绩考核目标的完善，有限的财政和政策资源。企业体制从有限准入转变成充分准入，实际上为民营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创业和成长提供良好的支持，其本质是一种“结构红利”，即将高技能要素从其他类型企业转移到民营科技型企业，尤其是从国有垄断企业向竞争性民营科技型企业转移。其中最有效的抓手是鼓励社会资金向风险投资资金转变，促进风险资本市场快速发展。

第三，在“四个结构转变”中，需求结构能否转变，取决于创新驱动的投资和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能否高于原先制造业大规模的投资。如果前者高于后者，那么就是有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转变带来了一种“结构红利”。然而这种“结构红利”的实现手段，短期来看是政府在税收、收费体制上的减负或补贴，长期来看，依赖于供给结构的转变，依赖于供给结构转变能否实现一系列的“结构红利”。其中：(www.xing528.com)

在产业结构转变中，表现为能否吸引高技能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能否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生产率以吸引高技能要素的转移；能否将定位价值链高端的产业和高技能要素从国外转移到国内、从国外企业转移到本土企业。其主要抓手是促进各部门、各产业、各企业生产率水平差距拉动，鼓励优秀企业快速成长，落后企业加速淘汰。

在地区结构转变中，表现为能否将高成本、高耗能的产业逐步淘汰，能否通过降低冰山成本，把劳动力成本敏感的产业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将高技能要素密集型的产业集中在东部地区，实现地区结构从集中于东部一隅的产业分布转变成地区间合理分工的一系列国内价值链，进而依托国内价值链，转变成一系列全球价值链。其主要抓手是形成一系列地区一体化、地区间协调发展的区域规划和相应的体制保障。

在城乡结构上，表现为能否在城乡之间形成一个高技能要素不断形成、积累的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其主要手段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