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公社卡夫丁峡谷跨越分析

俄国的发展方向和未来之路与社会基本组织的构成和变化密切相关，与古代的一般类型的公社形式相比，俄国农村公社具有自身的特点：（1）公社建立在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基础上，因而是自由人的广泛的社会联合。（2）公社内部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3）土地作为公有财产定期在公社社员之间进行分配，社员自力耕种分得的土地，产品私有。与之相适应，俄国公社具有固有的二重性：一方面，公社建立在公有制和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关系的基础之上，打破了血缘和亲属的狭隘界限，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使公社更加稳固。另一方面，俄国公社割断了原始固然而狭窄的血缘和亲属联系，扩大了社员之间接触的可能和范围，牲畜等动产在农业中的积累和联系破坏了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造成利益冲突和房屋、耕地、森林、荒地、牧场等产品的私人占有，促进了个人自由个性的发展。俄国公社的特点和二重性既为其发展提供强大的生命力源泉，同时也成为公社必然解体的根源。俄国公社面临着历史命运的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5]。基于此，马克思分析了可能的独特“历史环境”。

首先，与资本主义的同时性。东西方不是彼此孤立的“真空世界”，也不是相互隔绝的“玻璃橱窗”，俄国不是脱离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独立前行的原子个体，相反，并存性使它可能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波折或缩减新社会形态诞生过程中的阵痛，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方面和消极因素，包括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被迫分离所造成的以剥削和雇佣劳动为前提和基础的所有制形式和与生俱来无法彻底根除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吸纳和发扬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性成果和肯定性成就。这些积极、肯定的成果包括机器设备、轮船铁路等先进的技术发明，也包括银行、信用公司等一整套交换机构。在此基础上，俄国可以在不破坏和打碎农村公社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联合劳动的情况下，实现俄国公社在更高历史发展阶段上的重生。

其次，与世界市场联系密切。与其他类型的古代公社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不同，俄国公社不是脱离世界市场而孤立存在的，相反，俄国不仅是欧洲唯一一个在全国广大范围内保存土地公社占有制的国家，而且，与资本主义处在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历史环境中，资本主义的较高文明和发展时代与俄国的较低文明和发展程度形成了势力差，这就为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条件和可能。从外部环境来看，按照资产阶级意志和工业文明方式建立的资本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不仅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且用外部强力将落后国家地区卷入世界市场，加速了西方工业文明对落后农业文明的洗礼和改造。从内部动力来看，世界市场的建立打破了东方和西方相对静止的格局和状态，建立了一个新的动态传动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俄国公社和东方落后国家地区不再是单纯被动的附庸品和附属物，相反，这些国家地区展开了积极的学习和变革过程，从而摆脱其受侮辱和被压迫的宿命。

再次，没有资本主义的触动。俄国农村公社“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16]，相反，它度过了没有被触动的时期，也就是说，俄国没有像东印度等国家那样受资本主义国家暴力或文明的侵蚀，损坏其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正常自然的发展道路，因而沦为丧失发展自主权的殖民地抑或半殖民地。在俄国，土地从来不是俄国农民的私有财产，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大量尚未摆脱其原始形态的农村公社，这些按照非资本主义方式和方向发展起来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将作为机体生产的要素发展起来。而且俄国具有适宜集体耕作的“先天自然条件”和适合合作经济的“劳动组合习惯”，公有土地的集体耕作已经开始，这些都有助于走向“合作经济”。所以马克思认为：“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取新的生命。”^[17]

最后，资本主义正经历危机。“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一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一则也是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梦魇，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推移而不断扩大和深化。而这种致命的、固有的经济危机表明：其一，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唯一”也不是“独尊”，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既不是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的终结，也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而只是根据特定环境和历史机遇而产生的适合个别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道路模式，不具有无缝推广性，也不是唯一标准正解。其二，俄国必须在特定“历史环境”和“人民选择”下走“俄国式”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18]。新的社会主义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合（a revival）”^[19]，要想公社成为俄国新生的制度和社会要素，就要保证其发展原貌和革命力量的自由发展，在此前提下，清除外在的暴力革命的侵扰，俄国将在旧的废墟上走出一条光辉道路。

需要注意的是，1881年对世界和俄国来说情况都更加复杂，这集中表现在俄国社会发展的变动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扰动，而俄国国内关于“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更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在思考和回答俄国“向何处去”的道路问题时，马克思仔细而谨慎地写了初稿、二稿、三稿和正式的回信，对俄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www.xing528.com)

在第一封复信草稿中，马克思精准限定了资本主义的“欧洲”起源，深刻分析了公社土地所有制的“俄国”特性，全面阐明了俄国与资本主义的同时性、与世界市场联系密切、未受资本主义侵扰等特点，同时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正经历危机，可以比较吸收积极发展成果等可能。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先验地”预测了俄国可能的“两条截然相反的不同发展道路”，“朝向反向的道路”究竟倾斜私有制一方还是偏向集体所有制一方，一切都取决于“力量对比”变化和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变动。就不同于其他范式的公社类型和发展路径而言，俄国具有其他欧洲国家没有的“唯一”特征，即农村公社没有受到“现代力量”的侵蚀和“外国征服者”的摧毁，这使其既大范围（全国范围内）完整保存又未脱离世界大环境“独立存在”。就俄国的国内条件而言，土地公有制的完整保留、集体耕作的进行、大规模机器操作、劳动合作组合、俄国国家助力等一切“公有制因素和集体所有制力量”都增加了俄国实现过渡的砝码。而就俄国所处的世界环境而言，世界环境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的同时性等一切“私有制因素和力量”相反地增加了俄国既“肯定成就”又跨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两种力量”和“两种可能”的较量结果，最终要取决于“条件约束”。其一，俄国公社要继续保有“正常”的、“未受触动”的“俄国”特性，使其继续生长和壮大；其二，适时的“革命条件”和适当的“革命活动”。两种条件的共同作用能够将农村公社变为社会翻转的“复兴因素”，使其获得相比资本主义国家和受资本主义国家压迫下的其他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

在第二封复信草稿中，马克思仍然基本沿用了第一封复信草稿中的立场、观点和说法，在对俄国农村公社具体的“生存条件”和变动的“世界环境”进行比较时，马克思抛开了先验的、纯粹理论性的分析，采用了更加审慎和务实的现实性方法，对干扰和威胁俄国农村公社生存发展的利害关系进行了揭露。“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20]如此一来，“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21]。在第二封复信草稿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再引用“卡夫丁峡谷”的典故，但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现状和最大的威胁力量给予了强调和关注，其中的担忧之心可见一斑。

在第三封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再次重申和强调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俄国”特征，再次引用了“卡夫丁峡谷”的典故，用以阐述俄国未来可能的发展道路。但是，在对未来“可能的”发展道路的具体分析中，马克思再次以具体的“力量对比”变化和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变动为重要的考量条件和标准。俄国农村公社的“唯一性”同时也是其“孤立性”，这种“孤立性”包括公社内部少有联系和公社之间少有往来，这使俄国公社迄今为止还在原有的形态下慢慢爬行而丝毫没有历史创举。至此，马克思更加注重俄国现实的发展条件和具体的、变动的“历史环境”，尤其是影响其发展方向和道路的至关重要的干扰因素和不利条件，在慎之又慎的态度中夹杂着深重的担忧。

在正式的复信中，马克思只用了第一封复信草稿的十分之一，他的审慎态度就体现在复信短小精悍的篇幅中。“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是它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22]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删除了包括“卡夫丁峡谷”在内的大部分论证的内容，但是保持了《资本论》内容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限制的一贯立场。也就是说，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的历史概述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理论，不具有解释和指导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普遍效力。公社作为俄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增加了撬起和支撑整个俄国社会发展未来道路的支点。而这种支点和可能建立在明确的条件限定下，包括公有制发展的“正常条件”和“保存程度”，这一切取决于未来全球化条件下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是比较短小的，但是意涵丰富，马克思生前对其论述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为后来的理论论争留下了巨大的余地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