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助推和减少小麻烦的潜能

2012年感恩节前一周，约翰的岳父——73岁的加里·因纳森正躺在威斯康星大学附属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此时，死神或许就在病床旁边等待这位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加里·因纳森曾是一名身高1.86米、体重180斤的壮汉，他患病前看起来颇有运动员风范，年轻时是大学篮球队的队员。加里是位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伐木高中的校长，他做事严谨认真、说话惜字如金。而如今，躺在病床上等待肝脏移植的加里已经瘦成“皮包骨”，体重只有125斤。医生告诉他的家人，如果几天之内再找不到匹配的肝脏，加里的生命将无法维持。不过，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了加里·因纳森，一个合适的肝脏在最后时刻出现了，它可能来自一个19岁的少年，他在麦迪逊市附近的一场车祸中丧生。肝脏移植手术成功了，加里在感恩节当天顺利出院，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加里是威斯康星大学附属医院有史以来成功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最年长的病人，如今加里逐渐康复，体重也在增长。

根据美国政府网站organdonor.gov的数据，美国每天有18个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死去，而一位器官捐献者最多可以拯救8条生命。你一定听到过各种鼓励器官捐献的悲情宣传，比如说：

我的表妹简尼斯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医生诊断她需要移植一个肾脏。简尼斯每周需要进行两次肾脏透析。确诊后简尼斯立即登记等待肾脏移植，但是等待者的列表是如此之长。如果无人能给简尼斯捐献一个新的肾脏，死亡将是她唯一的命运。一年中，她曾有两次接到电话，说有肾脏可供移植。但不幸的是，两次配型均不成功，简尼斯只有继续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终于有一天，她又一次接到了电话。这一次，肾脏配型成功了。一位不幸的女士在车祸中丧生，她选择捐献自己的器官，她的肾脏挽救了简尼斯的生命。

由于对器官移植的需求居高不下，一些国家以及美国某些州的政策制定者们决定通过政策让器官捐献变得更加简单。当你去美国政府部门办事的时候（比如更换机动车驾驶执照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填写简单的表格选择“加入”器官捐献计划（你需要做出明确的声明，表示你同意在自己死后捐献器官），或者“退出”器官捐献计划（默认所有人都同意在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除非你明确表示拒绝）。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后一种“退出”型的表格设计能够显著提高器官捐献率。比如，澳大利亚属于采取“退出”型政策的国家，在这一政策下，澳大利亚有99%的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德国采取的是“加入”型政策，只有大约12%的德国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政策设计对器官捐献率的影响，看起来是十分显著的。

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发明了一个词“助推”。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就是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让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行为，做出更多善举。上述的“退出”型器官捐献政策就是典型的“助推”。理查德·泰勒与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卡斯·桑斯坦合著了一本书《助推》^[1]，在书中作者举了很多例子，用来说明政策上微小的变化就可以对人们产生微妙的影响，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比如让孩子们放弃薯片和曲奇饼干，而选择食用水果或沙拉。

虽然上述“退出”型政策在各种设定下都能高效率地运转，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似乎是提高器官捐献率、挽救生命的极好途径），但是，这种政策也有它的问题——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反对者们认为，如果人们决定在死后捐献出自己宝贵的肾脏，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对这样的人给予必要的尊重，事前征得他们的明确同意，而事前不经过每个人的正式同意就“默认”大家都同意捐献器官，是很不礼貌、很不合适的。

2007年，我们和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合作，试图研究在使用“加入”型政策的情况下能否通过其他办法提高器官捐献率。我们的实验主要研究如何提高眼角膜捐献率，眼角膜目前是十分紧缺的器官。在这一实验过程中，我们和一个名为“捐献生命”的非营利性组织合作，这一组织的目标是提高美国的器官捐献率。在这次实验中，我们采用的并不是上文提到的“助推”方式，而是反其道行之，引入了“小麻烦”。(www.xing528.com)

当时的情况是，伊利诺伊州新近引入了一套新的器官捐献登记系统。因为法律上的变化，之前已经登记为器官捐献者的人现在需要重新登记，表明同意在自己死后捐献器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派出一些实验助理，走访了芝加哥各个地区的400多户家庭。这些实验助理告诉受访者，由于法律的变化，器官捐献登记系统正在重建。然后，实验助理问受访者：“等到登记捐献器官的程序投入使用的时候，你希望我们通知你如何登记相关信息吗？”如果受访者愿意接收关于器官捐献登记的信息，那么他们必须填写一份表格，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性别、生日等个人信息。在这组受访者中，有24%的人表示愿意收到相关信息并填写了表格，这是我们实验的对照组。

如果我们改变登记的策略，先默认所有受访者都愿意收到关于器官捐献登记的信息，之后明确表示拒绝接收信息的人才能退出，那么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在第二个实验组中，我们告诉受访者，如果不想收到器官捐献登记的相关信息，就必须填写一份表格，这份表格和对照组所填的表格完全一样，同样要求填写姓名、地址等个人信息。在这一实验组中，有31%的人愿意接收器官捐献的相关信息。改变默认设定似乎已经足以给人们提供动力，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器官捐献。

在第三个实验组中，我们修改了受访者需要填写的登记表格。我们告诉这一组受访者，只要留下他们的姓名，就可以接收到“捐献生命”组织提供的关于器官捐献的信息。结果，这一组中有32%的人同意接收上述信息。这表明，简化表格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捐献器官，这比直接请求人们同意捐献器官更加有效。

上述实验说明，减少“小麻烦”——节约人们的时间和精力——的效果稍好于“助推”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并非一定要实施“退出”型政策（默认所有人都是器官捐献者），“加入”型政策甚至可以获得更高的器官捐献率。

这一做法不仅适用于器官捐献，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潜在的应用。比如，美国社会存在储蓄率不足的问题，美国人民的储蓄不够负担自己的退休养老费用。为了鼓励民众提高储蓄率，很多人认为改变默认设置会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而我们的上述结果说明，只要减少储蓄过程中的“小麻烦”，比如说让银行更清晰简单地向储户解释储蓄条款，就可能会取得与改变默认设置同样好的效果。在医疗保险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减少“小麻烦”来吸引民众加入合适的医疗保险计划（当然，我们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地实验来验证这类激励机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