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乡城选择的经济因素有哪些？

在外部影响因素方面，多数研究认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外部政策环境（孙文凯等，2011；沈坤荣和余吉祥，2011）对人口乡城流动有阻碍作用，可能影响到留守或进城的选择；而对已经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倾向的政策造成了城市内部“新二元结构”让他们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社会（陆铭，2011），可能是导致回流的重要因素。应该说，上述研究揭示了外部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选择的整体性、共同性影响，但在共同的外部环境下微观个体的选择仍是不同的，这意味着单纯的“外因”研究难以给出不同流动选择的满意解释。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知道，虽然“外因”有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只能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不同流动选择最终是由劳动力自身的“内因”所决定的，包括个体和家庭特征以及家乡特征等赋予个体的属性或优劣势“烙印”。

正因为这样，近年来基于微观调查的“内因”研究受到更多重视。有的研究立足城市化演进主流方向而偏重探讨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过程，认为个体人力资本（刘士杰，2011）、家庭收入水平（黄振华、万丹，2013）、移民网络或人际决策依赖（陆铭等，2013）等自身能力和资源优势对乡城流动有促进作用，特别在当前劳动力质量型结构短缺（吴垠，2015）背景下，个体人力资本在留守与进城的选择中影响更加重要。另一些研究则出于关注弱势群体的目的单独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回流务农的原因，发现个体人力资本因素（方黎明和王亚柯，2013；胡枫和史宇鹏，2013）、家庭经济因素（杨云彦和石智雷，2012；余敬文和徐升艳，2013）等自身特征有重要影响。然而，不同研究都只是触及了留守、进城与回流的部分选择和局部片断，都没有勾勒出一幅涵盖各种流动选择的完整图景。尹虹潘和刘渝琳（2016a）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动力和回流条件，尹虹潘和刘渝琳（2016b）又重点从四个方面梳理了现有理论揭示的可能影响农村劳动力乡城选择的经济“内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家乡整体发展与农村经济特征、家乡移民倾向特征等影响，但这些特征在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离开农村进城务工、进城后是否回流农村务农这两次不同的选择中，对农村劳动力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个体人力资本特征

从经济影响角度看，个体人力资本主要是有助于获得更高收入的各种个体能力或资源。一是性别。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乡城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动机（蔡瑞林等，2015），基于男女在思想意识和体能等方面的差异，农村家庭中的男性成员进城就业的可能性会大于女性成员。二是年龄。很多就业工种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精力和体能等劳动能力有较高要求，年龄大小对劳动能力强弱有重要影响。三是受教育年限。相关研究表明受教育情况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教育具有显著的收入回报特征。四是户口城乡属性。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隐含的差异化社会福利下，获得非农户口而享受到城市的各种公共福利后会更加向往城市生活，短期摩擦失业时也有更好保障来为搜寻新工作兜底。

（二）家庭经济特征

家庭因素可能为家庭成员获得更高收入带来压力、动力，也可能为家庭成员提供资源支持。一是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对流动选择的影响，既可能是“穷则思变”式的压力变动力，也可能较好的家庭经济基础对进城务工有支持作用。并且往往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村家庭，其收入来源构成中都有相当比例的非农工资性收入，这种收入构成本身就可能使家庭成员更愿意接受和选择乡城转移就业。二是未成年子女数。一些研究中采用未成年子女和老人数量加总来体现经济压力，但绝大多数中国农村家庭的老年人只要不是重病在床都会参加劳动，并不是纯粹的被赡养者。而且多数农村老人生活成本极低，远不如未成年人生活与教育支出多，特别是现金支出更少，因此并不一定是经济压力的象征。(www.xing528.com)

（三）家乡整体发展与农村经济特征

家乡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就近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各种城市公共福利，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乡城流动，较高的发展水平也有助于提高当地农村人口的开放发展意识，可以用家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家乡人均公共服务支出等指标进行体现。而家乡农村的发展越好，却越有可能抑制农村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在不能获知受访者本人家庭耕地面积及农业经营收入的情况下，可以用家乡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家乡农村人均经营性收入等指标间接体现。

（四）家乡移民倾向特征

家乡的相关设施为人口流动提供的各种便利，家乡的移民氛围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意识影响等因素。一是家乡农村互联网入户率。主要反映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选择的影响。二是家乡高速公路密度。体现了不同区域的交通便利程度，并隐含了人口乡城流动的成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以及交通便利长期潜移默化影响的开放意识。三是家乡农业转移人口占全国农业转移人口比重，直接反映了全国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中来自不同区域农业转移人口的比重，间接体现社会网络的影响，以及同乡务工收入提高的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