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典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讨

推进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化、中国化，把马克思理论与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牢牢地确立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这是当前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做好这项工作，首要的事情便是深入研读经典著作，把握其精神实质、思想方法，把握其体系结构和内在逻辑。深入研读经典著作也是马克思理论自身的特性所要求的。马克思既反对抽象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又反对抽象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反对任何形式的概念先行，认为抽象的概念运动事实上是对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有机体的任意分割。因此，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理论当作抽象的教条，用贴标签的办法任意解释，而必须在真正弄通弄懂的基础上，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原则，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机理出发来把握当代实践。

另一方面，马克思理论作为中国当代实践的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必须密切结合当代实践的新情况，必须能够基于经典理论的精神实质、思想方法，对发展了的现实具有解释力，对不断涌现的各种理论思潮具有始终一贯的评价力和对话力。这样才能对人们的思想具有感化力，思想教育才能入心入脑，才不会与政策论证两张皮。要做到这一点，只是停留在经典著作的纯文本研究上是不行的，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真正打通经典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必然的理论逻辑关系。因此，必须把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真正结合起来，做到将逻辑力、解释力、评价力、对话力统一到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上。

从实践来看，苏联模式曾经取得重大成就，也遇到巨大挫折，把苏联模式当作僵化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中国道路结合中国国情，取得巨大成就，在苏联、东欧演变以及国际环境异常复杂的背景下，中国道路一枝独秀，显示了巨大生命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不同的选择。可见，中国道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可是，从传统教科书的理论来看，由于把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必然在理论上出现一个逻辑上的难题：既然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又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这似乎是从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倒退。要解决这样的理论难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基于经典理论将苏联模式和中国道路统一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并论证苏联模式转向中国道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前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中，还存在着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批评的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倾向。有些人为了说明当前政策，不是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基础上依照马克思理论的内在逻辑合理拓展其理论，使之更好地解释发展了的现实，而是不顾《资本论》的特定研究对象和批判功能，像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硬是将《资本论》跟当代的实践要求联系起来，或是曲解《资本论》的基本思想，甚至把马克思明确批判、否定过的东西硬说成是马克思的思想。这是不理解意识形态功能的极端短视的行为。意识形态的功用是长远的，它从精神信仰和思维方式层面使社会达成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短期政策则是因时而变的，有些甚至是权宜性、策略性的，如果为一些短期性、权宜性、策略性的政策而曲解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这显然是本末倒置。如果这种做法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策略性手段，还有解放思想的功效的话，在急需重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今天，已经是完全不合时宜了。(www.xing528.com)

这种曲解马克思理论的做法比起来自外部的质疑，更容易带来信仰困惑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这会从内部窒息马克思理论的生命活力。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被边缘化的大环境下，那些用西方经济学之类能够说明的政策，如按要素分配等，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政策，根本不需要再用所谓的“马克思原理”功利性地辩护一番。从意识形态高度看，这种辩护弊大于利，这种学术导向必须及时调整。忽略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读，把马克思理论当代化、中国化与深入研究经典著作割裂开来。这种做法，仅仅是从原著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词句为己所用，正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表现。

新的形势和实践环境要求我们构建一个这样的理论平台：对外能够理直气壮地宣扬社会主义信念，并且这种信念能够为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即便是那些有疑虑的人，也能够凭着我们的学术素养进行平等的对话；对内方面，则既要表达对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尊重，又能在合乎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凝聚人们的价值共识，并呼应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构建这样一个理论平台，就必须首先焕发出经典著作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