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临水而居的时候，就有了堤防。从文字记载中反映出我国至少在西周已普遍应用防洪。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在周王城（今洛阳）有大洪水发生。在王城北面的谷水和王城南面的洛水同时涨水，谷水南流，与洛河洪水遭遇。王城西南坍塌，危及王宫。灵王计划修堤壅水防洪。太子晋提出禹圣作为榜样，劝阻筑堤，同时提出自己的五点治理原则：“象天”，即顺应寒暑干湿的气候条件；“仪地”，即针对不同的地形地貌环境；“和民”，即采取仁爱百姓的政策措施；“顺时”，即按照生物的生长繁殖规律；“供神”，即沟通天神，乞求对不可预知变化的保佑。按照这五条法则行事，必将受到上天的福佑，得到民众的拥护，子孙长享厚福，百姓怀念不忘。于是太子晋劝说灵王“不防川，不窦泽”，但是灵王没有接受太子晋的劝戒，而采取筑堤的治理措施。《国语·周语上》记载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警语。在这里堤防被作为比喻的事例提出来，可见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尽人皆知的防洪工程设施了。
战国齐桓公时，两国交战时有筑堤或坝，以水攻敌的事件。楚国侵犯宋国和郑国，在河道上筑堤，使河改道，“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四百里后可田也”（《管子·霸形》）。大约是在睢水上拦河筑坝，使上游成灾。可见睢水两岸当时已有堤防，能向上游淹地数百里，大约是回水和堤防溃决的结果。当时齐桓公是春秋霸主，曾出兵要挟，迫使楚国拆去拦河坝。这一时期，把堤防作为战争手段的情况，在诸侯国之间的盟约中也有相应条款相互制约。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前651年在葵丘之会上订立的盟约，其中有“无曲防”（《孟子·告子下》）一条，意思是不许修建有利自己而损害邻国的堤防。在各诸侯国取得政权，铁工具广泛使用，黄河下游地区经济迅速增长，人口繁衍，城市兴建，再也不能让洪水像以往一样四处漫流，与水争地势不可免。对黄河的治理因而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黄河下游的堤防工程是战国时期逐步形成的。战国初年（约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位于黄河下游的齐、赵、魏三国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和人口最多的诸侯国。齐国在今山东和河北的东南部，地势最低，首先在离黄河主流12.5km的南岸筑堤。齐国有了堤防的保护，洪水转而威胁西北面的赵国，于是赵国也在离河12.5km的北岸筑堤。位于上游的魏国效法齐国和赵国的做法，也跟着修筑了沿岸大堤。各国堤防相邻的部分，由于有着共同的利害，堤防逐渐相互连接。黄河主流由此被约束在两岸大堤之间，形成了保护下游地区的连贯堤防，实现了黄河防洪划时代的进步。当时黄河堤防左右岸堤距约25km，黄河宽阔的河床可以容纳汛期的大洪水。(www.xing528.com)
虽然连贯堤防建成，由于诸侯国之间的敌视和战争，堤防仍难免经常被用来作为“雍防百川，各以自利”的工具。黄河干流上最早的一次以水代兵的战例发生在魏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59年）。当时楚国曾决开黄河南岸大堤，“楚师出河水，以水长垣之外”（《水经·河水注》卷五，引《竹书纪年》），就是决开位于今天河南滑县东面的白马口险工，攻淹敌军。可见，黄河大堤业已连贯并具有高大的规模。这种以堤防作为战争手段的做法，直到秦王朝统一中国，“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方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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