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纺织业中，挑花行是相对独立的。走向机器时代后，传统提花机上的花本被贾卡提花龙头和纹板所替代，承担花样设计的部门也从“挑花”变成了“纹制”。一般在较大的丝织厂中都有专门的纹制部，自己设计新式花样，不与其他企业雷同，以图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而那些小型丝织厂和机坊无力自设纹制部的，就必须去外面购买纹板了。纹制厂其实是花样设计公司，分为图案、意匠、轧花三个部分。以杭州为例，这些纹制厂在清末民初大部分由日本人设立，设计花样轧制成纹板，以高价出售。据在浙江工业学堂任教的日本教习佐藤真回忆：“以中国人之素性保守，绸业公所之行规，最易阻止其改良进步。在我国当明治二十年间（光绪十四年）已由法国输入新式纹织机，制造新式之织物。在中国则至宣统三年时，尚未知使用此文明之利器也。”[15]后来许炳堃等人创办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后，引进日本专家传授机织新法，宣传纹制工艺的重要性，加上“洋绸”泛滥的逼迫，杭州绸业公所才认识到了新法设计的重要性。公所董事金溶仲先生率先引进新式提花机，开始新法织造。随之，杭州业界刮起了一股引进日本提花机的“杭儿风”。新式提花机需要纹板才能织出花样，但一般小厂、机坊无法完成从绘稿到纹板的转换，只能到日本商人开办的纹制社高价购买。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培训纹制技术方面功不可没，学生们在学校实验工场学会了技术后，纷纷独立从事纹制工作。民国四年（1915），毕业生李锦林首先在杭州大东门创办了纹制厂，后又有海天、鑫奇、鹤成、美宗等纹制厂相继开设。民国五年至十五年（1916—1926）是我国提花绸缎的黄金时代，杭州的纹工业迅速发展，最多时达百余家。[16]这些纹制厂为丝织厂提供花样设计，同时也招收学徒，从小本经营做起，逐渐形成相当的规模。
民国时期的广东南海，以生产香云纱著称，尤以其中的西樵为著。香云纱以传统薯莨整理工艺制成，外观独特，性能优良，其底布是一种以绞纱组织起小花纹的蚕丝织物，俗称“纱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家家户户用手拉机织纱绸，手拉机有木制的也有铁制的，配有一个花箱（提花龙头）和花纸（纹板）。据当地年长织工回忆：“花纸在民乐市没有卖，那时候职业是一行一行的，要到佛山才有专门打花纸的商店，所以一般都是我老豆跑去佛山那边打花纸。当时比较流行的花纹有：桂香巾、胜利卍，没有织过云纱。花纸上面有洞，针拍到上面就能够起花。”每家作坊还有自己的产品商标，即牌号。“你的牌名是什么，就要在佛山打花纸的商店让人家专门帮你打花纸。”[17]在民国时期的佛山，有专门为香云纱厂家提供纹板的花纸店，甚至可以为你所需要的纹样订制纹牌。这种纹制工厂是织造业发达地区生产链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天津作为通商口岸，此前有较发达的手工棉织业。20世纪初，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北洋工艺局实习工场创办，设有织染部，其中织造提花布一门，聘请了一日本人前来教授，天津之有提花布生产，就是从那时开始。宣统元年（1909），该实习工场停办，有学习提花布之学徒数百人，联合组织了几家小规模的织布厂，其中最有名的是辅章。“此时各厂，咸用电光纱为原料，其制成之织物，多成纹式，故此种织厂，名之为纹织社，如美术、振东、亚亚等，他若华实、华彰等织造厂，则皆后起者。三年后，该项工业之发展，颇著成效。华彰社遂扩充为彰记织染有限公司。”[18]这些纹织社规模大小不等，所需的花样和纹板可以自创自制，也可以向外订购，其对新产品的依赖程度比一般棉织厂要高很多。(www.xing528.com)
纹制业在天津称为“砸花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获得喘息发展机会，天津出现了大小不等的专织提花布的工厂，一度市场繁荣,带动了砸花业的发展。所谓“砸花”，即设计花样、制作纹板的纹制业。方显廷在《天津织布工业》的调查中对此有过记载：“提花机上每坐楼子，必有长串花板，环绕于花筒，织五二尺长布一匹，约（需）花板一千枚。花板样式，各不相同，其能使花板变换灵敏，花样翻新，雅氏提花装置实为人类一大贡献，宜织布业中以之为莫大利器焉。一串花板制造成本，约需五元至十五元（之间），继续使用，可历时一年；不过花样总以时俗好尚而变易。每不待花板自力残坏，即已废弃之者，有时花样翻新过速，花板必时有变易。砸花之事，不得不赖专厂为之，在规模较大之织布厂中，花板多设专部制之，小厂则多由砸花作坊购入，此类作坊，专制花板，其花样或由独出新裁，或迎合时尚，由往来顾主授与之也。”[19]民国十八年（1929），天津共有此种作坊6家，大都为独资经营，规模很小，一般购置二三台砸花机（纹板打孔机），备些墨笔，所用纸板多由布厂提供，需要砸花的花样也多由厂方提供，但一些简单的花样，也可以由作坊自己准备。雇工和学徒在内，一般不超过10人。这些作坊主原来就是布厂中的设计人员，因掌握了一定的设计技能，就出来办个纹制厂，自己兼任设计师和经理。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染织业发达的重要城市中，纹制业的从业者逐渐增多，纹制业公会应运而生。上海作为近代纺织工业的重镇，拥有相当规模的纹制业协会。杭州、苏州、湖州、盛泽等地也有类似的专业组织，有的独立，有的则加入丝织业公会。浙江还成立了纹制工会。据民国十六年（1927）《中外经济周刊》中一篇题为“杭垣纹制工业之调查”的报道，“该业职工，并杭垣、绍兴、湖州等处约共有二千余人，素无工会之设立，确实人数，颇不易稽考。平时因竞争营业，彼此削盘扣价，视为固然，同业初不问有若何之联络。去冬（1926年）浙江宣布自治后，各业均纷纷组织工会，该业亦相继成立纹业工会，厘定章程，划一价目，设会于大东门纯阳庵巷云”[20]。但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民国十六年（1927）后，丝绸销路逐渐停滞，纹工业也受到影响，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纹制厂仅剩20余家，轧花机70多台，从事纹工者也只剩下130余人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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