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男性观念：从李双双到喜莲的女精英之路

在十七年时期的乡村电影中，广大乡村妇女们并非都是待拯救的悲剧形象，也不仅仅只要求婚姻能够自主，她们不再满足于做“屋里人”，而要投身于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追求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利与社会地位。在《李双双》中，孙喜旺终于发现妻子是聪明能干的，提起妇女不再称“老娘们”“屋里人”而改称“女同志”就是例证。

正如有论者所言，“女高男低”在十七年时期乡村电影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人物关系模型。^[14]比如快人快语、充满集体主义热情的李双双和怕得罪人的丈夫之间，《女社长》中的大公无私的女社长宋春染和一念之差盗用合作社公款的丈夫之间，《闽江橘子红》中的互助组长李银花和只想个人发家致富的公公之间，《小白旗风波》中的副社长叶俊英和在劳动中投机取巧的丈夫之间，都是女人代表进步，男人代表落后。这些女性形象，首先在能力与地位上比男人更具智慧和领导才能；其次在思想觉悟上比男人进步，更大公无私，最终以其大公无私的精神打动并改造了其家人或乡邻们的观望态度；再者在性格上，她们都有乐观、开朗、执着、沉稳的个性，甚至在爱情追求上也比男性主动。可以说这些女性形象都是女卡里斯马典型。

如果说“喜儿”“小芹”们重在展现乡村妇女被解放的过程，那么“李双双”“孔淑贞”们展现的是解放了的妇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全新精神面貌。这些女性是对新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的诠释。

然而，在这些女英雄的背后毫无例外地有一个具有更高职务的领导者充当其帮手，而且这些帮手都是男性。比如李双双与喜旺发生矛盾时总能得到老支书的支持，其妇女队长的职务直接来源于区主任的任命。她们是在男性主导的权力话语中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模式打造的理想化身，所以她们往往不同程度地具有一种不真实的崇高感与圣洁感。

进入新时期以来，理想人物的塑造依然盛行。但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道路”叙事中的引路人，一个个乡村能人或乡村干部大多都是男性，如牛百岁、方二虎、禾禾、才才、王才，等等。而从90年代开始，“女高男低”的人物关系模式再次大量出现，如《喜莲》《香香闹油坊》《巧凤》《公鸡打鸣母鸡下蛋》《荔枝红了》，等等。这些女性改革致富的途中所遇到的阻力也主要来自家庭内部，同时也是与家里的男人相对比时显现出她们高于男性的智慧与能力。比如，喜莲的丈夫安于贫困、不思改进，喜莲却从卖豆芽、种辣椒到带着大伙盖大棚，依靠信息寻找销售渠道，借助汽车向外经营，让她的世界越来越大。《公鸡打鸣母鸡下蛋》一片中，养鸡厂厂长不仅不动脑筋地大力发展养鸡厂，还一心想让媳妇再生个男孩，媳妇不仅将计就计地成功激发了丈夫的事业心，而且最终在与丈夫、哥哥同台竞选村长时胜出。在这里，女性再次显现出其头顶“半边天”的能力与风采。(www.xing528.com)

然而，喜莲毕竟不是李双双。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这些影片，除了更具当下市场经济时代的特色之外，更加重了对女主人公心路历程的刻画，充分挖掘了她们行为背后的人性逻辑，表现的是她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因此，她们的“奋起”往往并不是出于某种思想上的高觉悟，而是出于对家人、对男性的爱。比如《一棵树》中的牛玉琴，十多年来靠自己的双手，染绿一座座山头，其巨大的绿化工程让世界瞠目，但其出发点只是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而喜莲初到婆家时也没有发家致富的愿望，满足于与丈夫两情相悦的精神生活，只是在自己的婚姻面临第三者的威胁时才想要致富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总的来说，这些理想人物更多地具有作为普通人的情怀。在一个需要榜样的年代，超凡脱俗是人们的向往，而在一个呼唤人性和真情的时代，生活中的英雄被银幕平凡化，正迎合了人们返璞归真的心态。

为什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90年代会相对普遍地出现“女高男低”的人物模式呢？笔者认为，这是权力主导话语对其时农民意识不满并欲加以改造的一种表现。正如，五六十年代李双双的存在及其作用最重要的是要让现实生活中无数个“喜旺”与“金樵们”得到改造，是作为帮手的男性/“党”/权力话语对作为敌手的男性/喜旺/普通农民进行改造的一种工具。90年代乡村影像中女性形象的强势，也只是对当前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意识普遍趋于保守的一种想象式超越。而在整个社会意识趋于激进的80年代，乡村电影中的男性形象自然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则只是以审视评判这些男性的视点存在，如月月、桂兰等，成为衬托、歌颂这些男性的一种符号。90年代银幕女性的强势映射出的是现实生活中男性（也即整个乡村社会意识）的保守。“李双双”们是以男权意识为主导的权力话语改造同样以男性为主导的底层农民的产物，而“喜莲”们亦是权力话语用以激励平民大众（抽象的大众也是男性的）的一种产物，他们都与乡村妇女作为女性的存在无多关联。

在《喜莲》一片结尾，平日靠“儿子、队长、村长”固守男人至上地位的丈夫紧急追赶外出的车队，好强的喜莲惊喜地扑入了男人的怀抱，让总指挥只相当于“副村长”的调侃成了现实，甚至最后的全家福特写镜头还刻意提示喜莲生了个儿子。这光明的尾巴并非单纯的画蛇添足，更是创作者及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一种显现。从喜莲一家个个脸上知足的笑意中，我们深知中国乡村妇女真正的解放远未真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