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强调“求变”，其实是依据敌情“求变”。贯穿其中的，正是孙子“因敌而制胜”[149]的理念。与孙子相似，李贽同样高度重视“先知”，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李贽指出，情报工作从“识形”开始，重在打探“胜败之形”。由此出发，才能进一步追求“应形于无穷”和“因形而错胜”。[150]李贽借评注孙子名言指出：“夫两军胜败之形，虽未战而其形已见矣。然非真聪明神智之主则不能知。故曰：‘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知之，则谓知己而知彼，虽百战而不殆矣。夫惟其能知彼己胜败之形，于众人之所不能知也。是以因利制胜，以应形于无穷，虽鬼神亦莫得而测之也。盖形虽不可知，而犹可见。若任势，则无形而不可见，况可知耶？”[151]在李贽看来，指挥员只有充分认识并掌握两军胜败之形，才能有机会谋划和找出必胜之法，也能够在未战之前就预知战争胜负。
孙子论情报，有一句经典名言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这就是：“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152]孙子此语表明的是一种大情报观，始终将彼己双方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考察。李贽对此也积极认同并予以强调。他指出，掌握彼己之情，是谋划进攻之道的基础：“将而知彼己也，谋攻可也。”[153]情报工作和战争行为一样，都是集中展现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领域，尤其考验指挥员的智慧和谋略。为了充分掌握彼己之情，孙子强调“形人而我无形”，一方面是积极通过欺骗之术调动敌人，套取对方的情报，一方面是努力做好反情报，确保己方之形不被对手察知。李贽较好地领会了孙子的精神，也始终将探取对方情报的“形人”之术和确保己方不被察知的“无形”联系在一起。他引用孙子之语指出：“故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又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然则非变易无方之神人，又安能运变化无穷之神势也。”[154]做好关于敌方的情报工作，也确保己方的情报不被泄露，孙子的“形人而我无形”对情报工作提出了极高要求，但这并非无法企及。李贽将达成这种目标的将帅称为“变易无方之神人”，并且多次使用“微乎”“神乎”这种感叹词，其实也是为了表达对这种境界的欣赏之情。
李贽突出强调了保护己方之情的重要性。他说：“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一胜不复再胜，以吾之所以应形而制胜者，其妙未有穷极也。制胜之妙，虚虚之术，致人之巧，至于形声俱无矣。又孰能致我乎？故形人而我无形，致人而人不能致我。”[155]在李贽看来，做好反情报，确保己方制胜之形不为敌方所察，才可以“应形而制胜”，才可以避免“一胜不复再胜”的局面。因为战争行为始终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和将帅智力的对抗，一旦己方之情被敌方掌握，就难免会带来覆军杀将的悲惨局面。为此，李贽又特别强调指出：“制胜之权，是岂敌人之所能知乎？非唯敌人不得知，吾之因形而措胜者，即以此众耳，而众人亦安能知吾之所以胜乎？”[156]
其实，除了彼己之情之外，孙子还重视对于天地之情的掌握，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157]基于这一点，我们更可以确信孙子的情报观为大情报观。当然，相对于天、地之情而言，彼己之情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彼情，更应为将者所重点掌握，所以孙子对如何“知彼”花费了更多笔墨。李贽同样认识到察知地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行军之道，察地形，识敌情，服士卒而已。”[158]他又指出：“夫地形无不知，然后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无所往而不得地之利也，宜矣。”[159]指挥员只是察知地形尚嫌不够，还需要通晓“九变之利”才能确保全胜。李贽指出：“地形为兵之助。唯料敌致胜之上将，自能计远近险厄，而用战必胜。而终之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焉。知吾卒之可胜，知敌之可以胜，知彼知己也；知卒之可胜，知敌之可以胜，又知吾地形之可以战，知天知地也。将而知天知地也，则其胜全矣。”[160]在这里，李贽同样是将“知彼知己”与“知天知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对孙子的大情报观有较为忠实的继承。李贽指出，察知地形的要点，不仅要懂得“地形之利”，也要知晓“地形之害”，由此而能去害取利，力争全胜。对于“九地”所论利与害，李贽更为重视。在他看来，如果想深察“九地之利”，就需要一方面充分利用“九地之利”，另一方面陷众于“九地之害”，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士卒的作战潜能。即便身处死地，也能战胜敌军。这其实也是孙子在《九地篇》中“陷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法。(www.xing528.com)
与“知地”“知天”“知己”相比，李贽更加重视“知彼”，更加重视对敌情的掌握。他指出：“其实必以先知彼己为急也，苟知己而不知彼，又何以胜敌而制其命乎？故用间要矣。”[161]本着这一思想，李贽对《用间篇》进行了重点评注。孙子为了说明用间的重要性，特地举出伊尹和吕尚二人行间的史实，说明“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162]的道理。李贽则继续进行申论，指出：“夫伊、吕以大圣而为殷、周用。殷、周天下，一六百载，一八百载，谁之力欤？”[163]在高度强调用间的重要性之外，李贽也对李靖“用间最为下策”及“用间为不得已”等观点予以驳斥：“说出用间事，十分郑重，言不如此，则是视民如粪壤，以安危为儿戏矣。安得不先知敌人而为之间乎？然李卫公反以用间为不得已，何哉？”[164]
因为对情报工作高度重视，所以孙子格外强调“先知”，同时指出做好“先知”需要坚持“三不可”：“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165]李贽对这“三不可”一一进行了解释，指出：“取于鬼神者，祭祀祈祷也；象于事者，事类推求也；验于度者，卜筮占验也。”[166]也就是说，要想做好“先知”，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取于人”，而不是依靠鬼神或占卜等。他非常赞赏孙子的唯物精神，但也认为鬼神之道是可以利用的奇谋：“彼鬼神等，不过诡道奇谋，因以便于使贪使愚云耳。”[167]
对于孙子的“五间俱起”之术，李贽也结合历史上众多经典谍战案例进行评注，并有进一步申论。这种结合史实进行的评注，已经是一种传统。李贽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各种类型的间谍在使用要领上有简明扼要的总结，在案例选择上也有独到之处。比如对于“因间”，李贽评注道：“因间者，虽敌之人，而于我有乡里故旧之亲，如魏武之于韩遂，亦其一例也。”[168]在这里，李贽重点点出利用乡情和故旧之情行间的奥秘，也用魏武帝曹操离间马超的经典案例进行说明，因此非常具有说服力。
总之，李贽的兵学研究成就，集中于《孙子参同》，并得到孙子“变诈之术”的精髓，“奇正之术”与“虚实之术”都是围绕变术而展开。与此同时，李贽也强调整体论和先知论，以之作为军事哲学思想的两翼。虽说无法像王守仁那样将平生所学用于战争实践，甚或被统治者视为“异端”而屡遭打压，但他所著《孙子参同》等兵学著作，很好地阐释了自己对于军事问题的独到认识，历来受到重视。也许正是因为缺少用武之地，李贽有关兵学的研究心得，只能更多地向尺牍倾注。在与论敌的交锋过程中，在与旧友的交流过程中，他都会在有意无意之中略加申论。在《复麻城人书》中，李贽一面称赞高阳酒徒之可敬，一面流露出对国事的关心，发自肺腑地呼唤那种能抵挡“数千万雄兵猛将”的真正的高阳酒徒，认为郦食其这样胆略俱佳之人，才可以迅速剿灭当时已然尾大不掉的宁夏叛兵。[169]这种积极的济世情怀，不仅是李贽始终保持昂扬斗志的原动力，也是他努力探研兵学的原动力。李贽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积极的斗争哲学，不一定全是他自称“趋利避害”[170]的那种“来自私欲的动力人格”[171]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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